本文表1的特征值大于1的累计贡献度为61.38%，应该对69，524如此大样本而言是十分理想的。这一数据同比上述IMI公司（2001）及何建新等（2001）的成果高出约15-17%的。这一结果极大地提高了分析的代表性代表性。
表2所指的价值意识，是体现了主体的立场、尺度，是一种主要反映主体性和主体态度的意识。所提出的“应用性价值观”并不是指理智-观念层面的，而是指功能-应用层面的价值意识。
就中国人价值观而言实际上我国的学者进行了大量地本土化研究（林春、杨国枢、文崇一等）。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特征至今仍未有系统的回答。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够“终极化”，而具有实用性、世俗性的倾向；同时也不具有西方人意义上的“工具性”，而是通过对伦理价值的认同和遵奉将“终极性”和“工具性”统合起来（杨宜音 1998）。 经笔者对近年的数据反复分析研究，赞成 杨宜音的观点 “ 中国人在“终极—工具”的维度上是没有完全分化的，因而使用试图在这样的维度上寻找差异或区别性的测量工具往往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是，所谓“终极 -工具”、“统合-分化“都是相对于某一维度描述客观存在的概念。对于人类而言。“终极性”的价值观应该是一样的，而对于中国人和欧美人来说其“工具性”价值观是不同的。同理，也没有绝对意义的“统合-分化”。只要客观存在存在是显著的，可以产生不同的概念，可以测量并有方法得到可靠的结论。基于以上观点，本文采用另类的视力角进行了考察。
从表 2的结果对照上述IMI公司（2001）及何建新等（2001）等全国性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各自使用的测试语句、设计构成及数目有所不同，但是，测试的人群所处社会、文化时空情镜基本接近，抽取的因子意义有些应该是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表2中的7个价值意识；即“时尚新潮意识”、“经济消费意识”、“广告意识”、“个性成就意识”、“家庭生活意识”、“饮食健康意识”、“随意性意识”，也在IMI公司（2001）和何建新等（2001）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均有发现。不仅充分说明了 这种价值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也反映了本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
本文在表达抽出的因子意义的生活形态群体分类上吸收了日本的成果， 14群体的分类是基于“主客观价值、三元论”的基本观点进行的。实际上，日本文化底蕴源于中国。 我国古
代的思想家孔子曾把人分为 “中行”、“狂”、“狷”三类。他认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意思是说，“狂者”一类的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他们“志大言大”，言行比较强烈表现于外；属于“狷者”一类的人比较拘谨，因而就“有所谨畏不为”；“中行”一类的人则介乎两者之间，是所谓“依中庸而行”的人。因此，在这一维度的表达上分成了三大派别。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形态派”高达40.69%，这与东方社会“中庸之道”为主流的传统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偏差”。无疑这与近年来政治改革后释放出的巨大空间有很大关系。如果，从辩证观的另一侧面而言，也映射出了目前社会“浮躁说”的影子。
关于二维结构范式中纵向的分层，如前所述的 VALS和Japan-Vals均采用马斯洛需求理论，而图6的是基于了社会分层理论进行的。主要考虑有以下2点。首先，人本主义学者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关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观点无疑对人类进步富有普遍意义。然而，具体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人的价值意识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表 2结果以及笔者利用AIO方法在石家庄所做的辅助性研究（2001）和国内大型研究成果中，均未没有发现与 马斯洛需求阶层理论中的完整概念。 在本研究界定的时空范围内照搬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不合适的。其次，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于社会意识的原理，相对与价值意识（生活形态）所组成结构的纵向维度，结合适应于中国社会分层的指标体系，才能更好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
关于社会分层指标，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模式已成为经典。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本文采用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用收入、声望和权力三个标准来研究社会地位的差异，这一被许多国家采用“三元分层”的经典框架。但是，同图 6结构的横坐标的表达一样也存在着本土的具体化问题。参考陆学艺等 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 研究成果、考虑到营销学、传播学应用的可操作性及目前社会统计的通常调查内容。本文提出了 5层划分，使用了职业特质（图1）、个人收入（图2）和文化程度（图3）三元指标来描述个人资源的差异。换句话说上层为三高人群，即：高职位、高学历及高收入者。而下层则相反是三低人士。从表6的职业特质特征具体来说，上层的“理智事业族”为高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和上层“自由职业者”人士。中层的“平稳求进族”的特征为中层“干部”和中层“专业人士”。这样一来使分群结构功能化。通过这一功能结果可以为市场细分、品牌（产品）定位、分众传播及人口学等领域的应用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就人口学的指标而言，结合考察 China-Vals范式（图6）与年龄（图4）和性别（图5）的关系特点。从China-Vals的年龄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年龄结构由上而下呈现越来越大的特征趋势。反映了更具竞争优势的年轻一代，在社会分层的地位，随着市场转型变化代际更替已基本完成。也表明社会正朝向一种资源配置更优、效率更高的社会发展。就China-Vals的女性地位来看，下层的年龄特征为最高（图5）、性别特征中，女性又占较大比例（图6），反映了女性由于生理特点较早于男性退出工作的实际状况。从性别结构的整体来看，除上层唯一的“理智事业族”男性占较大比例以外，在占全部79.4%的中间三层中，男女比例并没有十分明显差异。说明了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城市大多数居民中，“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上述性别结论与李春玲在《城镇的社会阶层分化与性别》中得到结论之一认为“存在着明显的性别阶层分化现象”是相当不同的。该文最后指出“需要强调，这一结论可能仅限于城市，在乡村地区，教育机会分配的性别不平等还是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结论也许是由于社会分层指标体系的不同所致。本文采用的是心理变量为分类基础，以职业特质、文化程度、个人收入为指标，而后者采用的是以职业为分类基础，以个人收入、教育年限和党团员为指标来进行分层。由此也可以看出 China-Vals范式的独特性。
五 结束语
众所周知，东西方文化存在如同地理位置之间一样的巨大差异，中华文化的光辉来源于生活在这一辽阔沃土的人民之中。改革开放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引进、学习了大量西方学者的成果。可喜的是近年来，关于“中国本土化 ”的反思在争论中得到了逐步加强。
本文通过对中国居民分群与社会分层建构的范式研究，进行了一些“中国本土化 ”问题的初步探索,并得到了三项重要认知;1,中国消费者14大族群,2,七点文化元素,3,社会心理结构的三层结论(安全\\认同\\事业)．
因篇幅所限，有关 China-Vals结构范式的讨论仅仅是初步的，进一步探讨和应用分析将在另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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