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的责任，相信人的本性愿意承担责任、能够自治、愿意上进和发展。
3、目标管理的三个阶段
德鲁克认为目标管理包括制定目标、实现目标和对成果进行检查和评价三个阶段，它可以分为七个相互联结的步骤：
步骤一，准备； 步骤二，制定战略目标； 步骤三，制定试探性策略目标；
步骤四，由各级管理人员对策略目标提建议、相互讨论并修改，集思广益，以增强每个人的参与感和实现计划的积极性。
步骤五，对各项目标和评价标准达成协议，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并将达成协议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报送上一级。
以上五个步骤属于目标管理第一阶段的工作；
第二阶段即步骤六，在一般监督下为实现目标而进行过程管理。
目标管理的第三个阶段，即步骤七，把实现的结果同原来制定的目标相比较，对成就予以各种形式的奖励，对问题则尽量实行由各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自己总结，上级给以指导的方法，以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将其应用到下一个目标管理的周期中，不断提高目标管理工作的水平。
西方行政学说作业4
题目与形式：运用公共关系治理理论，以“行政学的发展”为主题，撰写一篇不少于1500字的小论文。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延绵与繁荣都离不开对人类恒常价值的考诘,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也不可能避开对其核心价值———“公共性”的探讨。从概念内涵上看,“公共性”是指公共行政作为一种表征政府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其区别于一般管理的本质性特征。它集中体现在公共行政主体即政府部门的“公共性”,管理手段即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价值观即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的“公共性”,管理目标即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等方面。以“公共性”为基点,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系统梳理西方行政学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历程,也能够从宏观上探索和把握西方行政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具体来讲,“管理主义”对公共行政学中“公共性”的损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管理主义”模糊了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界限。在公共行政领域,定义“公共性”的传统标准就是公私间界限的清晰度。然而,“管理主义”的一个重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的管理与私营企业的管理在基本程序和追求的目标上都惊人的相似”,其差别仅仅表现为次要方面。
其二,“管理主义”将效率视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固然,任何领域的管理,都要通过对组织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行政组织亦不例外。在这一点上,强调效率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效率并非是公共行政唯一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因为公共行政不仅仅是公共目的的执行,同时也是公共目的的创造。公共行政的功能在现
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和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实现。显然,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视对目的本身的重视,可能使公共行政活动误入“技术乌托邦”的歧途,致使公共行政的诸如民主、平等、公正等基础性价值取向被市场的诸如收益、效益、竞争等价值取向所取代。
其三,“管理主义”对政府的公共责任造成一系列冲击。从法理上讲,政府所行使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才具有合法性。这种责任取向主要表现为对全体公民的偏好和需要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所应具有的面向全体公众的“公共责任”很可能会沦为一种面向少数富人的“职业道德”,其“公共性”理所当然地会有所丧失。
总之,正是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中一直占主流地位的“管理主义”倾向,导致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公私差别、盲目崇拜“市场价值”,片面追求效率,无视民主社会中基本价值的局面。
“公共性”的回归:西方行政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1.在价值取向上将更注重“公共性”。
公共行政在本质上要求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如果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必将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自身的根本价值和目标,难以担负起公共管理和捍卫民主政治的责任,从
而沦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最终丧失公共性。因此,现代公共行政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公共责任并且能够实现民主价值。
2.在制度构建上将更体现“公共性”。
如果说“宪政主义”行政理论提供的更多是理念指导的话,现实中则更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使“公共性”这一重要规范性价值得以体现。从制度上看,理解“公共性”有两个维度:政治学的视角和管理学的视角。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公共性”必须以民主制度为依托,因为“民主政治培养了对公共行政的理智性理解”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才能真正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行政过程中来,行政主体权力的合法性也才能得到保障;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尼古拉斯?亨利借助本恩和高斯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复杂概念,认为“可进入性”是衡量组织“公共性”程度的重要标准。事实上,这两个学科维度的理解可以统一到一种观点:“公共性”就是要求民主价值在治理过程中得到实现。
3.在伦理文化上将更强调“公共性”。
体现民主本质的现代公共行政学必然要求树立不同于以往行政学的人性哲学观。传统行政学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认为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中包括了权力、地位、名声、威望等变量。
在这种新的人性哲学观的指引下,未来的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将不再是“企业家精神”,而是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精神”。其“公共性”体现在每一个行政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之中,即要求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竭诚为民服务,明确自身行为必须在道德上、
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而想要培育这种“公共行政精神”,“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因而公共行政精神的培育源于对行政人员的“内在控制”,而这种“内在控制”就是运用道德和伦理的力量对行政人员进行制约与引导。这也将是未来行政伦理学深入探讨的主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