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心灵历程
【论文摘要】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作品极其丰富，其诗、
词、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为名气太高，性情又太直，因而屡受小人和权贵的排挤与打击，一生经历坎坷。然而，不论何时何地、沉浮出入，其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独立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正是这种人格光辉，为后世之人所景仰。
从“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作品风格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尤以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最为突出。初贬黄州，仕途受阻，心灵受挫，怨愤寂寥油然而生；安顿黄州，躬耕东坡，侍弄田园，自得其乐以忘忧；洒脱自由的生活，似有仙气在身，其作品亦澄静清远，空灵旷达；儒家正视人生，佛教否定人生，道家简化人生，身处逆境，佛道思想成为他主要的处世哲学，儒、释、道在此阶段似乎已经融合。这种消极与积极，现实与理想的精神情怀的交织，使他的黄州创作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关 键 词】苏轼 谪居黄州 心灵历程 怨愤寂寞 自得其乐 空灵旷达 佛
道思想
苏轼生活在北宋王朝日渐走向衰弱的“低谷”，一方面，国力日趋削弱，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政府对外委曲求全，纳币苟安，社会经济日益凋弊，生灵荼炭，无以聊生，甚至出现杀婴的陋习（苏轼《与朱鄂州书》）。另一方面，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禁止思想自由和社会开放，诱逼士大夫就范，奖掖擢进温顺与奉迎，摧残桀傲与叛逆。这样造成将多败军，吏多冗滥，靡费国库的恶果。官场勾心斗角，利害相算，正直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社会环境日渐疲软，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这与苏轼入仕时的不忮不求，批评藏否是格格不入的，因而苏轼招致的排挤和贬谪便有些必然了。
苏轼心态的转变不仅与他所处的人文背景有关，也与他个人气质性格息息相关。苏轼从小接受母亲良好的教育，受到伯父的积极影响，这就形成了他入仕以前的那种慨然澄清天下的政治理想“奋厉有当世志” [1]，少年的苏轼就有刚正不阿、放任不羁而又洁身自好的性格，这与其弟子由沉稳寡言、善于明哲保身的性格绝然不同。他自幼以屈原、范滂等先贤为人生偶像，致力实现宏图远志。初试荣登高第，颇博得皇帝嘉奖，也赢得了朝中显要的赏识，“以国士相许”（《乐全先生集叙》），名动朝野，这自然增强了他建功立业的信心。他赴密州途中还自信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初入仕途，苏轼即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治国安邦的政治生活中去，认真分析时局，权衡利弊，频频上书改革政治的奏议，颇受神宗嘉许。苏轼也深受鼓励，欣然作成长篇奏疏《上皇帝书》，比较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并对王安石倡导的新法提出了许多异议，指陈治乱得失。
神宗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危机四伏局面，迫切希望摆脱当时的财政困乏，以求建立盖世的文治武功，于是重用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为相，实行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刚入仕的苏轼也自然卷入熙宁变法论争的漩涡之中，不幸的是苏轼从他考察的情况为依据，力陈新法之流弊，对当局者执行新法形成巨大的障碍。激进的变法派无法容忍他，神宗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有意疏远他。他肆无忌惮的尖刻批评使他被排挤出政治权力的中心，远离京师外任他乡了。苏轼外任杭、密、湖三州时期，自知其不悦于当世，但仍旧改不掉“口之有蝇，吐之乃快” [2]的习惯。继续假以诗歌，讽喻朝政，“妄论利害，搀说得失”（《答李端叔书》），自谓其时心境为：“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朝中一批奸佞群小如李定，舒亶等人便罗织罪名弹劾他，因为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三月调任湖州的谢恩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湖州谢上表》）等语。讥讽了他们，更令其恼火的是苏轼仍在指责新法的弊端阻碍他们的变法。于是便从他的诗集中寻章摘句，甚至牵强附会地恶意诋毁中伤，掀起了一场残酷文字狱“乌台诗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的一百多天里，生死未卜，饱受惊吓。他后来回忆说：“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书〈南史〃卢度传〉》）甚至给弟子由写了极为伤感的遗书，以“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予以事系御史台狱》）描摹其时心境。后来“圣主宽大”免其一死，惊魂未定，苏轼便于举国欢庆的传统佳节“正旦”之日携子怀着凄惊失意的心境踏上去贬所黄州的路途，他在这蛮荒之地做了个有职无权的团练副使，幽怨却又乐观豁达地度过了四个春秋。
一、初贬黄州，怨愤寂寥 黄州贬谪，人生炼狱般的铁窗恐吓经历仍然在目，确实给他的心潮引起了巨大的震撼，政治上的失意与落寞之感，使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以至他在去黄州的途中甚至想跳水轻生。既到黄州，他的这种失意，也时有隐现。他自比梅花“开自无聊落更愁”，（《梅花二首》），感叹其遭遇身世，寂寞愁苦之情与梅花何其相似；“逐客不妨员外臵，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一语，巧借前代人贬为“员外”、“水曹郎”的事实，淡化贬谪之痛，但也隐含辛酸怨闷的郁郁不平之意，自谓为“一蚁寄大磨”，“不救风轮左”（《迂居临皋序》），抒写积极入世，却寸步难行的无可奈何，落得“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来有危炊，针毡无稳坐”的悲惨遭遇。诗人苏轼元丰五年（1082年）写的词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里说自己是一只“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鸿，自谓为“江边一笑无人识”（《二虫》）的二虫，困守黄州，无比落寞孤独。上述这些足以反映他初居黄州的怨愤寂寥之情。
二、田园生活，自得其乐 怨愤之后是平静，在黄州安顿下来，他有闲暇安静思考那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即如何认识进退出处，得失荣辱等价值观念。他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重新认识“故我”，更冷静地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深刻的考虑。如果说此前他还保持着矜尚气节，迈往进取的“骄气”，热衷于追求名利，满腔热情地设计着上辅明主、下济万民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现在他转变成淡薄名利、固守节操而又随缘自适的“闲人”了。在黄州之后的生活，他也始终保持着名高招惹、急流勇退的心理。忧患来临，他付之一笑，“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的人格精神丝
毫没有动摇。
待罪黄州的苏轼，地位低了，不得签署公事，生活贫穷，计算着花钱。他在《答秦太虚书》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后来在朋友马正卿的帮助下才求得荒废已久的数十亩地，亲自耕种，以解衣食之需。在这样的困境里，他却不断反省自己，淡泊名利，发现昨日的迷失，超越今天的现实，以乐观旷达情怀排遗心灵的不平。初到黄州，苏轼就写信给好友文彦博说：“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也。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黄州上文潞公书》）在给李铎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与李公择尺牍十七首》其十一）这些无不体现他视名节为要义，弃名利如烟云的态度，得失宠辱，付之造物，欣赏“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的洒脱境界。
谪居黄州的苏轼，少了官场的羁绊，多了一份洒脱自由，离开群小们的营营苟苟，接近了久已向往的自得其乐。因情势所迫他成了农夫，近似于写田园诗的“隐士”。他躬耕于东坡，并自谓“东坡居士”，享受稼穑之乐。他在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炸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自筑雪堂于东坡之畔，过着“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与王元直书》）的平静生活，向往还乡品尝着与朋友“往来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同上）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田园风味。他广泛地接触底层人民，往返于雪堂与临皋亭之间，自得其乐。他在给李端叔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闲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这正印证了他那“此去声名不低”的诗句。苏轼热爱自然，出峡进京考试已写出了许多歌咏山水风光的诗，如今黄州的秀丽山川他自然不该错过了。植树种桑，种蔬接果之余，静观茂林修竹，远眺山色江涛，有时芒鞋竹杖而出，有时泛舟携酒夜游，或寻幽探胜，或邀僧伦佛，“悠游卒岁，且斗樽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在札记中对这种悠闲自适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临皋亭那并非奇丽的风景，为何值得诗人如此赞美夸耀？王国维说得好：“一切景语皆情语”[3]，这是诗人乐观自适性怀的寄寓。他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新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闲观风月，旷达超然的境界，让人心领神会，艳羡不已。
三、心态转变，空灵旷达 黄州时期的大量文词，流露出他的怨愤与郁闷之意，而更多的则是反映其旷达与超然。他自比海棠、牡丹、梅花、酴醾等。以示高洁，不随流俗：
“只有名花苦幽独”，“月下无人更清淑”。（《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菩萨泉见饷二首》）。 “秀色洗红粉，暗香生雪肤。”（苏东坡：《赤壁二赋》）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红
梅三首》其一）
其旷达放逸，随缘有自适，在其散文中亦时表现。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借清幽秀美的月夜，自我排遗被贬谪“闲人”的寂寥失意，这与白居易《琵琶行》的“同是无涯沦落人”的深沉哀叹相比，自是一格。其赋体散文《前赤壁赋》则道出人在宇宙中之渺小“如沧海之一粟”，人在红尘中可享受大自然丰厚的赐予。
“盖将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以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
此文借赤壁风光，及道家思想的虚无作形上超越，再次暂时走出无法解脱的人生苦闷，将本是苦涩的悲歌，奏化为旷达的情调。在苏轼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无限的宇宙中只是须臾暂驻而已，与其穷困僚倒的追名逐利，不如融入自然、复归纯朴的自我，寄生于天地，尽情享受“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山川风月的美妙温情，实现庄子那种逍遥自适的情怀，净化精神生命的尘嚣。
其黄州时期诗词中的此类作品也俯首即拾。酒醉黄泥坂，暮色沉沉时被农夫唤醒，作了一首近似狂想的《黄泥坂词》中云：“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叟之我嫚”，“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腓。归来归来，黄泥不可以久嬉。”抒写的是悠闲自得，不计晨昏的快乐忘情生活，超然物外，恬淡冲和之感显而易见。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叙“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雨中来去的自由生活，抒发“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自然天气的变化在苏轼的心里引不起丝毫波澜，雨既不怕，晴亦不喜，均不介意，这是何等的恬淡自适！这是何等的洒脱自如！怪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曰：“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4]。他还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了他精神的变化，在他身上似乎有几缕仙气萦绕，其作品显得如此超凡脱俗，澄静清远，空灵旷达。他苛刻的讥讽，尖锐的笔锋，以及沉郁与怨愤，已全消失，代之的是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远。
四、佛道思想，净化心灵 苏轼的超然旷达，随缘自适，是心理失却平衡的一种解脱之方，是佯作旷达，超然物外是内在的人生追求对外在现实的超越，是超越现实的同时又超越了自我。身处逆境之中，佛道思想成为他主要的处世哲学，但是并不是说他勇往迈进，兼济天下的儒家精神已然熄灭。儒家正视人生，佛教否定人生，道家简化人生，在苏轼那里似乎已经融合，得意时儒家入世精神表现得突出一些，失意时佛道思想又占主流。
谪居于黄州的日子里，他仍然关心国家的前途、黎民百姓的疾苦，努力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在《与滕达道》的书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又说：“粗有益世，瞑目无憾也。”可见，苏轼在黄州并非完全消极，也有进取的一面，其作品既有对劳动生活的歌咏；如“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东坡八首》）又有对黄州壮丽山川、民情物产的礼赞，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听说官军收复失地，就高唱“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闻
洮西捷报》）；关心黎民疾苦，痛呼“如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听说岳鄂有溺死婴孩的消息，“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并致信鄂州太守朱昌寿设法革除陋习（《与朱鄂州书》），还在黄州出资组织救婴活动。劳动之余，他还潜心研究《易传》、《论语》，手抄《汉书》，坚持写作，从不间断，文学创作丰盛，其一生的创作高峰亦非黄州莫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外在的超然旷达实在是解脱内心的痛苦，如他自己所言“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雪堂记》文末歌辞），他的旷达是逃避奸佞小人的诋毁中伤，以便执着参与社会实践和追求真正的人生价值。因而，佛道思想在这一时期占主流就不难理解了。精神的苦痛，灵魂的灼伤，他需要从佛道思想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以摆脱心中的郁闷，实现更崇高的生命价值。在黄州的四年里，苏轼喜欢钻研佛道，潜心研究灵魂的奥秘，与和尚为友，同道士接朋，和尚参寥与道士乔仝经常是苏轼的座上嘉宾。
苏轼“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答秦太虚书》）作自我调节，抖落世俗的尘埃，维持观念的和谐。他在《黄州安国寺记》里也说到学佛的情形：“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并且“间一二日辄往”、“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在《答毕仲举书》中写道：“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可见，以“焚香默坐”的方式，乃在于形成“静而达”的目的，即随缘境地、与世无争，“物我皆忘，身心皆空”。他致子由的信中也说到他默坐的目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生。”认为从感观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灵魂，不是看到什么，而在于一无所见。
佛道思想影响了他的创作心态，其作品自然染上了许多佛道思想的色彩。例如：
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安国寺浴》） 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 更厌劳生能几日，莫将归思扰衰年。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
此类作品在黄州诗文中颇多，尤以《赤壁二赋》为绝，前赋前面已提过，《后赤壁赋》中描绘两只仙鹤于夜半时分展翅惊飞，诗人既而得梦，见身披衣的道士状若仙人，让读者迷离恍惚。在道家虚无的色彩中，诗人深刻体味人生的深邃和辽远，达到大彻大悟。既然人间路难走，他只好化作一只超世绝尘而有高风亮节的仙鹤远去，孤鹤的形象即是诗人自我的写照。他在晚年结束岭海放逐生活北归途中自嘲说：“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死后人传戒定慧，生时宿直斗牛箕。”（《赠虔州术士谢晋臣》）。
苏轼谪居黄州，心态作了很大的调整，虽时有怨愤不平之意，却能佯作旷达意味，追寻一种恬淡平和、是非双遣的人生至境。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精神与外在行动上愈来愈和谐统一，越来越自觉地以“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5]的态度面对人生的坦途与坎坷。在以后的两次贬谪中，他的这种心态日臻成熟，应付从容自如，颇能达到陶渊明意造神会的自适境界。因此，无论苏轼创作上的锋芒内剑，还是学术上的覃思哲理园；无论生活上的以自适为至乐之境，还是精神上的对世俗和“故我”的超越；无论其后备受荣辱而不眷恋，还是晚年流放岭南时的纵浪大化，都与他黄州时期的心灵历程相关。黄州心态，使苏轼对生命有了真切的体认，人格境界得到升华，对他后半生坚定地笑对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而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黄州自然是其创下“平生功业”的起点了。
综上所述，可见，苏轼初贬黄是怨愤寂寞的，谪居黄后，他过着自得其乐的田园式生活，心态发生了转变，变得空灵旷达，随缘自适，这是他内在的人生追对外在现实的超越。但身处逆境中，佛道思想是他主要的处世哲学，以此来净化心灵。他面对残酷的现实境遇，不得不冷静的对人生作深沉的思考，调整心态，于是逐渐形成了正气凛然、宠辱不惊的独立人格。
参考文献： [1][2]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3]王国维《人间词话》版本众多，取自王国维手订的64则词话。 [4]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5]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6]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