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城市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潜力，城镇化是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在此理论框架下，李国平认为，首都圈各城市在人口、城市面积、城镇化水平等方面差异非常显著，综合而言，9个城市中北京优势最为明显，拥有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最高的城镇化水平。
“毫无疑问，北京是首都经济圈的绝对核心城市，其中心地位十分明显。”李国平说，首都经济圈具有的战略意义之一，就是将首都经济圈打造成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支点，这样有利于平衡全国的布局。
北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当然也需要更广阔的腹地。当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这个需要也越来越迫切。
“首都也面临着发展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视角，从高的基点上研究、规划，最后加以解决。”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并提出化解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有首都经济圈，如东京大都市圈、伦敦大都市圈、巴黎大都市圈等，这些地方不仅是各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国际经济、金融、商务、文化及信息交流的中心。同时，依托首都经济圈建设促进首都城市国际化进程，并使之成为首都迈向世界城市的重要空间基础。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相当部分的首都经济圈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到整个国家的1/3以上。而从京、津、冀三省市目前的总和来看，2009年GDP合计为3.66万亿，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0.9%。同在2009年，“2+7”的GDP总和为3.05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10，同期北京的生产总值为1.2万亿，换而言之，“2+7”方案中的城市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再造三个新北京。 当然，与发展已相对成熟的另外两大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相比，首都经济圈更具特殊性。长三角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是上海，珠三角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是香港，但首都经济圈
的中心城市是首都而非一般意义的大都市。首都是一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比一般大都市具有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职能。
“也因如此，首都经济圈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处理好经济中心跟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关系，特别是跟政治中心的关系，要确保政治中心功能的有效发挥。”杨开忠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基于首都经济圈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其构建和发展具有更加重大和特殊的意义。
天津的“小算盘”
三方的表态耐人寻味：河北相当积极，北京较为中立，天津则显得动力不足。 首都经济圈的界定范围无论是“2+5”、“2+7”方案，还是“2+8”、“2+11”方案，天津都在列。
130公里，这是北京与天津两个直辖市之间的直径距离。这也是世界上两个超大型城市之间最短的距离。然而，两个城市之间心理上的隔阂远远超越了地理上的距离。
随着200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提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失落了数十年的天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身份。
而在政治的号召和政策的倾斜下，资源、资金和项目也迅速地向这个新兴的发展高地集中，急速地转化为了GDP。
2010年，天津以黑马之势超越了GDP增长八连冠内蒙古，拔得头筹。曾经沉默的天津又重拾了往日的辉煌，恢复了信心，甚至野心。
但如今，首都经济圈的出现，无疑会使天津人产生其“北方经济中心”地位或将会被弱化的忧虑。
这从今年5月18日召开的“2011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上可见一斑。三方的表态颇耐人寻味：河北表现得相当积极，北京较为中立，天津则显得动力不足。
在峰会上，河北首次推出了“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展，主动表明了其借力首都经济圈建设，加快发展进一步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愿望。河北省副省长赵勇的态度颇为主动和热情：“要为大局服务、为首都分忧、为河北发展添活力。”
北京的表态也颇为明朗。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助理姚飞表示，“希望早日看到京津冀都市圈能发挥像长三角、珠三角一样的作用，以三足鼎立之势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侯一民说：“天津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地区，我们会竭尽全力做好我们的工作，拥护中央的决策。同时我们觉得首都经济圈是空间上的部署，天津滨海新区的开放，作为这个地区的重要引擎，我们把它做好，就是对首都经济圈最大的贡献，也是重大的推动。”
天津的表态表面看上去无懈可击，但仔细再回味，似乎也不算什么表态。
如果以北京为核心打造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就会与天津现有的华北经济中心的定位相冲突；而如果天津要成为华北经济中心，就意味着北京要把经济功能让出来。 但后一种可能性似乎不大。
“首都经济圈肯定是以北京为主，天津为辅，天津是首都经济圈的一部分，要配合首都经济圈。”河北省委省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薛维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基于此，有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天津最主要的注意力并不是争取发展的问题，天津要的是地位，是“中心”。
两个经济中心的关系该如何协调？
记者采访天津发改委等部门，相关人士对这个问题缄默其口，这使得天津的态度更加扑朔迷离。
“实际上，首都经济圈一定是多核、多中心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型的城市群也都是多中心的。”杨开忠说。
多年以来，北京与天津的关系极其微妙。例如，天津港的特殊地位无可替代，北京进口的车都来自那儿；再例如，京津城际高速铁路，30多分钟的距离，商务往来完全一体化。 “首都的对外交往职能，首都的很多物资，包括工业产品的进出口，都要通过天津港，它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如果天津排除在外，至少在经济功能上是不完全的。” 李国平认为，从职能方面考虑，如果不把天津算在内，并不合理。
“‘2+7’是比较理想的方案。”李国平建议，不要因为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影响首都经济圈的完整性。
破除区域壁垒要靠中央
“京津冀的关系，说到底，不是三方关系，而是中央与京津冀四方的关系。没有中央参与，游戏失去主角，结果就很难预料。”
在中国区域经济的成长中，区域壁垒的弊端相当明显。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16个城市的市长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协调会；现拥有32个成员市的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该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举办一次。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京津冀地区也成立了一个环京经济协作办公室，是环绕北京市的八、九个城市共同组织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能主要是“经济协作和合作”。后由于职能所限，收效甚微，也就不了了之。
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组织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最后达成加强区域合作的“廊坊共识”。
然而，由于受制于行政体制，以及包括税收、财政等涉及利益分配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再加上北京、天津、河北省行政级别相同，很难让谁说服谁，以往达成的共识并没有真正上升到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和谋划，颇受局限。
历来，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层次主要表现在定期举办的会议和比较小的项目合作上，在薛维君看来，“就是在闲人和闲组织之间干的一件事”。
“应该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下属的有关部委以及京津冀三方政府参加。如果由国务院办公厅召集起来，这件事就有点意思了。”薛维君说。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结构，也是导致行政上无法统一规划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结构中，除了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主两副”，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和南京为城市副中心，三大城市融合发展，而珠三角和京津冀均是“双中心”发展结构，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京津冀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外围城市环绕发展，这种结构容易造成行政上无法统一规划发展，前者幸好有广东省统一协调，而后者呢？ 薛维君直言：“体制造成的障碍需要改变体制才能够破解。”
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认为，“京津冀三地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一定要打破行政区划僵化的制约，真正做到区域一体化的协作。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机构，仅靠三地的行政部门各自来做事是比较困难的。”
河北省副省长赵勇建议，在国务院层面要形成一个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成立专门办公室，最好设在国家发改委，协调三方政府共同行动；还应由权威机构牵头，组建一个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院，站在宏观和第三方角度研究区域合作与发展的问题和规律。 “京津冀的关系说到底，不是三方的关系，是中央与京津冀四方的关系，关键是有中央参加。没有中央的参与，这个游戏的主角是缺席的，结果就很难预料。”薛维君说。 京津冀一体化大事记 发起
（1986年—2003年）
1986年，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 全面启动和实践 （2004年—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