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作为民主论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具有社会科学家所应有的冷静、理性、客观；同时，他又葆有着人文学者的那种热情、理想与信念。他将二者很好的融合为了自身的学术气质，这种气质恰恰是许多只能执其一端的学人所缺乏的，即或沉迷于工具理论而不问出路何在，或为宣扬个人理念而盲目事实。
作者扼要的指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反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的。究其本质，大革命是一场运用普遍平等思想去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革命。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基督教和政府权力在本质上与封建制度没有关系，只不过在旧制度下它们都浸染了等级制度的成分。在等级制度被大革命摧毁之后不久，教会和集权政府都得到了恢复，甚至得到了加强。大革命只是临时使用了反教会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工具而已，而它最有力的武器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教义一般的普遍思想，即有关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学说。
既然有关平等的这些学说其实早已存在，那这场大革命为什么只在18世纪的法国爆发呢？作者的解释是：\要想使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
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不是在大革命的时候才开始崩溃的，它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了。在第二编的前五章里，他详细的描述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第一章指出了贵族权力的衰落：在大革命之前很久，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只保留了经济上的特权。第二章描绘了国王的新行政体系：至少在财政区省，贵族、议会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国王的行政权力所取代，国王的行政系统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税收、征兵、公共工程、治安、社会救济，甚至部分立法和司法，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第三章描写地方自治权的丧失：国王的卖官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城市全民大会失去了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听命于国王的行政机构，传统封建制度下的地方自治权受到极大的侵蚀。。第四章叙述法律是如何丧失独立性的：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侵蚀着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屈从于政府的\实用目的\。最后，第五章指出：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它并不是出于王权的阴谋，只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1800年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总之，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在旧制度里，它早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大革命只是使它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已。
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塑造了社会风尚：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想控制一切却又力不从心，统治混乱，把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作为儿戏；人民方面，则丧失了法律观念，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认为英明的大政府是一切希望之所在。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精华汇集地和绝对中心，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巴黎成了全国的主人，所以日后巴黎发生的混乱也就注定了全国性的混乱。第八、九、十二
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贵族日益贫困，资产者日益富有，两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由于最重要的因素--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和资产者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第二编第十章尝试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中央集权制是最初是怎么来的？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是怎么被破坏的？托克维尔仿佛把这归因于某些历史偶然因素。他认为，由于14、15世纪的某些不称职的君主和失败的对外战争，国家处于混乱，趁此国民疲惫羸弱的机会，国王违反了\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开始任意对国民征税。由于贵族势力较大，国王为了避免直接和贵族对抗，就把新税主要以军役税的形式加到第三等级的头上，这就加剧了等级之间的不平等。国王对金钱的欲望在膨胀，于是制造出种种壁垒来获得财源。这些壁垒，比如封地获取税、工业行会垄断，更加深化了社会各集团之间的隔阂。国王为了捞钱，不断的失信于债权人和受封贵族，并且经常将借自地方团体的钱滥用。为了应付临时性的财政危机，国王不断出台各种有害的临时措施，而这些措施竟然变成了制度，一直保留下来。国王甚至卖官以捞钱，而卖官一方面使第三等级陷入某种\官本位\的漩涡，毁掉了人民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毁掉了整个政府机构的有效性。最后，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国王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这是一个循环的、正反馈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第二编第十一章则展示了充分的\辩证\特征：作者在这里试图说明，虽然有着前述种种状况，但王权专制的优势并不是如此的绝对。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根据1789年三级会议陈情表的记录来看，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独立的精神，或者，至少是自由的欲望。尽管这些对自由的欲望仅仅出于对自我特权的保护，始终局限于阶级范围之内，而不是作者心中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适用于全体人民的普遍自由精神，但这至少是节制王权的重要因素，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再\辩证\一次，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主义观点的作家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他同时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后果。他依然将之归因于政治自由的缺乏：这种自由的缺乏，一方面导致人民境况极差，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使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改良的信心，从而倾心于\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也导致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位，无论知识分子，还是人民，或者贵族，都缺乏政治治理的经验，看不出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危害，于是没头脑的信奉之，跟随之，宣传之；甚至连国王的执政者本身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依然放纵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作家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那些可怕的理想主义特征。
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还是因为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经验，法国人认识不到宗教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作家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抵触的，而教会正好又是整个旧制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所以宗教就成为了众矢之的。第三编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认为\好的中央集权\是医治社会的良方，而不尚自由。大革命期间，人们曾一度热爱自由，但这种热爱是功利性的，当人们发现建立自由政府是一
个过于艰难的过程之后，便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心甘情愿的回到人人平等的专制统治下面来。对此，托克维尔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并对他心中那种真正的、发自心灵的、毫无功利目的的自由给予了高调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