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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放桐 性别： 男 职称： 教授
机构： 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 个人简历：
1934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桃江。1950年入湖南大学经济系。1954年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到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任助理编辑。1957年初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西方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初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4年特批为教授，1996年被授予首席教授荣誉称号。先后担任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及有关西方哲学的多种专题课程的教学。1986年被批准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现代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点（后来并入外国哲学），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培养过博士生30余名。
学术职务：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和党内职务，但担任过较多学术职务。1979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起即为理事，1992－2003年任副理事长，2004年起任顾问。1983年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2年和199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四届）。1997年任第一届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起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还曾担任过全国博士后流动站管委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1980年代起多次担任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优秀科研成果评审组以及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或成员。1990年代曾担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曾任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的学术负责人，现代哲学研究所（非实体）第一任所长，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任站长。2004年任复旦大学新成立的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为国内十余所大学聘请为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顾问、学术委员）。
研究领域： 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和贡献：
1950年代上半期翻译和编辑过一些有关经济学的论著。1956年起转向西方哲学，发表过一些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论文。1960年代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试图以批判的名义重新建设这门因左的政治干预而在中国被取消了的学科，文革中被迫完全中断，十年动乱结束后得以重新开始。迄今已出版了著作十余部（包括合著），发表了论文一百余篇，共300余万字。主要成果和贡献可概括为如下三方面。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主编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1981）、《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1990）和《新编现代西方哲学》（2000）。1981年初版是1949年以后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本学科系统论著，试图勾勒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修订本》特别关注对各派哲学的介绍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抛弃简单化的批判模式。《新编》把马哲和西哲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力图由此推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这三个版本都较好地适应了所在时期我国西方哲学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各个版本又各有其独创性，对我国本学科从无到有的重建和发展、特别是高校本学科课程的开设被公认为起过较大的推动作用，20多年来一直广为流行，被多数院校采用为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初版1986年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修订本1997年获本学科迄今唯一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新编》本2002年再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在上海市2004年首次举办的1949年以来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评选中，刘放桐以“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而成为全市三位获奖者之一。《现代西方哲学》推动了复旦大学外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由刘放桐牵头人该学科200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现代西方哲学课程2003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二，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1955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的负面影响是简单地将其全盘否定，导致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由此长期中断。正是受到这场批判运动的触动，实用主义一直为刘放桐所关注。文革以后发表过有关论著60余万字。其中早期的一些论著、（包括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主义述评》）虽没有摆脱旧的批判模式，但已开始揭示其积极方面，是同一时期国内同类论著中最为开放的。在1987年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现代外国哲学》10辑，人民出版社）一文中以分节标题形式明确提出“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这被认为是中国学者最早对流行了几十年、被认为不可动摇的权威论断的公开和全面的否定。由于立论有据，在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趁势于1988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扭转了中国学界对实用主义评价的
虚无主义倾向。刘放桐建议并参与主持了这次会议。从1980年代后期起刘放桐就已与美国哲学促进会（SAAP）、杜威研究中心等美国研究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取得并保持联系，力图推动中美哲学家在这方面的交流和合作。2002年中美哲学家关于实用主义的第一次对话会终于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美国哲学促进会会长Hermann Saatkamp和杜威研究中心主任Larry Hickman等一批著名哲学家与会。刘放桐关于在复旦大学建立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哲学系和校领导的支持，中心于2004年1月正式成立。其第一个大型课题、即37卷本《杜威全集》的翻译已经启动，由刘放桐主持。 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在中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必需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否则困难重重，甚至被禁绝。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离开其由以产生的西方背景，割裂与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联系，也必然会自我扭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导致严重的后果。刘放桐转向西方哲学研究时对此已有朦胧意识，后来在研究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时一直关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动向。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索，1996年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其中明确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1，由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不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2，这一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二者殊途同归。后来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论文（《新华文摘》转载8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和发挥。这两个观点同样是对国内外流行了一百多年的权威观点的否定，它们的提出对后来在我国兴起的马哲西哲比较研究的热潮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有的学者形容这两个观点“为现代西方哲学摆脱对西方哲学的旧的、近代的研究方式而提高到一个更新、更广阔的视野，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上述论著中有的在上海市和教育部分别获得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他这方面的观点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国际价值和哲学学会（RVP）负责人G.McLean教授在为刘放桐在美国出版的“China’s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Journey：Western Philosophy & Marxism”一书写的序言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如果说今天中国已是全球学术对话的主要参与者，那末刘放桐教授的深刻和持久的努力可以说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贡献”。
2006-1-4 17:55:00
tv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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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廿载结硕果 一片冰心在治学——访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刘放桐教授
刘放桐（1934年～），湖南桃江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四届），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现为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仍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组成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成果有《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述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中国的现代哲学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英文版）等独著和合著近20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共计300余万字。其中《现代西方哲学》初版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修订版1997年获国家级二等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获2002年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国际哲学和价值学会负责人麦克林（George McLean）曾在为英文版《中国的现代哲学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作者比许多其他人更称得上是真正开启中国之门的哲学上的钥匙”，作者“既是指出应当走的道路的探路人，又是采取适当步骤的细心的引导者。”这里的作者就是指我校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刘放桐。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日前，在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的评选中，刘教授正是以其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中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而入选，全市仅有3人获此殊荣。为此，记者对刘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刘教授，首先祝贺您获奖。您这次申报奖项的成果是《现代西方哲学》（系列），即《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和《新编现代西方哲学》，能请您谈谈这3个版本的区别吗？
刘教授：这次能获奖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更让我高兴的是我们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得到了比较权威的肯定，这比我个人得奖更有意义。这次获奖归根到底是得益于我们学科秉承的广纳人才的一贯宗旨和我们这个团队强大的凝聚力。
说到3个版本的区别，具体来说是这样的，1981年初版本是建国以后国内第一部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系统论著，它还第一次试图系统地构建这一学科的理论框架，并在国内首次对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作了评价。
1990年修订本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明确提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克服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左”的评价模式，并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揭示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的实际情况,以一种求实的态度来评判一些哲学流派，使本书继续走在国内同类论著的前面。
2000年版《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创性体现在突出地提出了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推进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我在书中明确指出应当把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并突出贯彻了两个重要观点： 1、由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2、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重要的共同之处。这两个观点在国内是我最早明确提出的，在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记者：这3本书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不仅被绝大多数大学采用为教材，还先后获得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等多项奖励。那么是什么促使您不断修订该书，又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刘教授：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我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不断提出新要求，这就促使我不断修订该书。主观上，我是本着永不满足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来做学问、编教材的。
我在全国批判实用主义的大潮中开始接触现代西方哲学，1956年曾片断地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1961年在全增嘏教授的指导下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到1964年已编写出了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部分流派的讲义，但不久文革开始了，我的教学和科研都被迫中止了。
经历了文革期间中断教学与科研后，我重新萌发了编写一部较系统的教材的意念。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现代西方哲学》终于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出版以后受到了普遍欢迎，也经历了政治风波。该书介绍有些哲学流派不够具体，偏离了其思想逻辑，而将其纳入预设的理论框架中，从而必然导致不够准确和错误等缺陷。对此，我们在出版前就意识到了，但感到暂时还难以克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要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
但“左”倾时期的评价模式必须改变，同时考虑到《现代西方哲学》毕竟只能体现70年代末的研究水平，我们在1990年出版了修订本。在这个版本中，我们除了注意克服初版中对各派哲学阐释中的误差和片面性、补充介绍一些在当代哲学中已有稳定地位的新流派外，修订的重点是研究突破旧的批判和评价模式。
近十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但对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缺乏深入分析。我个人
一直主张将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修订本出版后，我也一直潜心于此，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西方近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力图对修订本做进一步修订，出版一部既能够体现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前进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又有中国特色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为此，从1995年起，我陆续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其中《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论纲）》是最重要的一篇。有了这些研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在2000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它比修订本在指导思想和学术水平上都有了明显提高。
记者：这个学术贡献奖是今年新设立的一个奖项，用于表彰建国以来本市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成果。您的获奖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您的学术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么您今后有什么学术研究方面的新打算吗？
刘教授：我已年过70，精力、反应能力、特别是学术创新能力自然不如年轻学者，但我将继续尽力做些有益的工作。本学科的特大型课题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211工程建设和上海市西方哲学重点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由我提出立项的，我也将在编写中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倡议建立的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今年初已由校领导批准建立，我将利用自己的一些有利条件，与中心成员一道将其办成该领域研究的全国中心。其中由我主持的38卷本《杜威全集》的翻译已经启动，争取百年校庆时能出版早期部分的5卷。
另外我还承担了“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力争在“十五”期间完成。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刘教授讲了一席话，不禁令记者对他虚怀若谷的风度动容了，“我这一生都在从事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尽心竭力地在这个领域里开拓。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那绝不是因为我天资聪颖，只不过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某些方面先行了一步而已。我对自己的智力平庸、根底浅薄一向有自知之明，我唯一比较自豪的就是我对自己的所为有坚强的信念，对克服困难有坚忍不拔的勇气，因而敢于并能坚持去做一些有一定难度和风险的事。学术水平比我高、成果比我突出的学者在上海、在复旦都大有人在。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获奖而显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