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主张将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修订本出版后，我也一直潜心于此，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西方近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力图对修订本做进一步修订，出版一部既能够体现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前进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又有中国特色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为此，从1995年起，我陆续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其中《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论纲）》是最重要的一篇。有了这些研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在2000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它比修订本在指导思想和学术水平上都有了明显提高。
记者：这个学术贡献奖是今年新设立的一个奖项，用于表彰建国以来本市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成果。您的获奖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您的学术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么您今后有什么学术研究方面的新打算吗？
刘教授：我已年过70，精力、反应能力、特别是学术创新能力自然不如年轻学者，但我将继续尽力做些有益的工作。本学科的特大型课题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211工程建设和上海市西方哲学重点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由我提出立项的，我也将在编写中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倡议建立的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今年初已由校领导批准建立，我将利用自己的一些有利条件，与中心成员一道将其办成该领域研究的全国中心。其中由我主持的38卷本《杜威全集》的翻译已经启动，争取百年校庆时能出版早期部分的5卷。
另外我还承担了“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力争在“十五”期间完成。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刘教授讲了一席话，不禁令记者对他虚怀若谷的风度动容了，“我这一生都在从事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尽心竭力地在这个领域里开拓。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那绝不是因为我天资聪颖，只不过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某些方面先行了一步而已。我对自己的智力平庸、根底浅薄一向有自知之明，我唯一比较自豪的就是我对自己的所为有坚强的信念，对克服困难有坚忍不拔的勇气，因而敢于并能坚持去做一些有一定难度和风险的事。学术水平比我高、成果比我突出的学者在上海、在复旦都大有人在。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获奖而显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