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
述
徐杰舜、吴政富
【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概述，内容涉及从先秦到国民政府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信息，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 【关 键 词】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徐杰舜，吴政富，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徐杰舜，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历代民族政策，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关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方法。本文仅就接触到的有关论著，摘其要点，按朝代进行概述，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一、先秦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近十年来，关于先秦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主要有：田继周的《夏商周王朝和“诸夏”的民族政策》、《先秦民族史》、龚荫的《先秦民族政策概说》、郑文的《夏朝民族政策探微》和刘本军的《论西周的民族政策》等。
关于“五服制”中的“要服”与“荒服”问题。除刘本军之外，其他作者都把“五服制”中的“要服”和“荒服”作为夏商周的主要民族政策。如田继周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夏、商、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政策之一[1]。郑文认为：夏的五服制是两汉及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羁縻政策的雏形，“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即为其羁縻政策的最初表现[2]。而刘本军认为，在西周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民族史学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五服制”认为是最能体现西周民族政策的一个关键。并指出，西周历史上只有“三服制”，而没有“五服制”，而且“三服制”是针对西周诸侯服事的职贡而言的，与西周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无关。因此，在论述西周的民族政策时，应当排除“五服制”的干扰[3]。
关于夏商周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夏、商、周王朝对“四夷”民族集团主要采取的政策有安抚、文教、羁縻和扩土、征讨[4]。龚荫则分别归纳和论述了夏商周的民族政策。龚荫认为，夏的民族政策主要有：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夏开创了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等民族政策之先河。而商朝的民族政策主要有：商服、封侯、联姻、贡纳、征伐、赎免。周的民族政策主要有：联姻、监控、封赐、服朝、贡献、俗治、征伐[5]。郑文在《夏朝民族政策探微》一文中，对夏朝的民族政策归纳与龚荫基本一致，但郑文还认为，夏朝的民族政策在时空上产生了强大辐射和向心作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周边民族的内聚；夏的民族政策是其维系与周边民族亲疏关系的重要纽带；夏朝的民族政策为奠定夏民族的凝聚核心地位创造了一定条件；从夏的民族战争结果看，其战争政策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另外，郑文认为，夏朝民族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从其政策导向功能来看，以“大”和“王天下”为目标，具有明显的外向和扩张性。（2）从其政策的协调功能来看，具有二重性和兼容性。（3）从其政策的控制功能来看，具有神权化、等级化和间接性、过渡性[2]。
二、秦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秦代的民族政策。龚荫认为，秦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先秦诸王朝实行民族政策的总结和发展，秦以后，历代实行的一些重要民族政策都是基本上由秦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6]。
关于西汉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西汉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1.西汉初年实施“安内和外”与“和亲”政策。2.汉武帝时实施征讨匈奴和向四方民族地区拓展的政策。3.汉昭宣帝及其后继者实施与民休息和对四方少数民族采取安于现状以和为主的政策方针[4]。李三中认为，汉初的民族政策由两部分组成， 即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与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认为“和亲”与“安抚”不仅在封建社会中是合乎时宜、行之有效的，而且其中某些有效的成份，至今仍含有积极的因素[7]。关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刘厚琴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其中不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认为“汉武帝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征服和同化政策”[8]。而赵娜、赵国用则完全否定了汉武帝的民族政策，认为：汉武帝开拓边疆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长期以来的威胁，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汉武帝发动的一系列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足取的[9]。
关于王莽的民族政策。汤夺先认为，王莽的民族政策带有大民族主义和歧视色彩，激起了周边民族的反抗，结果又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10]。莫任南认为，王莽对匈奴的民族政策没有“割断匈奴国家奴隶来源”，实无“进步作用”可言[11]。
关于东汉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东汉的民族政策主要为：1.东汉初期采取息事宁人的民族政策；2.东汉明帝及其后继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收缩[4]。而陈金凤认为，光武帝在北部边防上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虽暂时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但他把自己的国防重权在相当程度上托付给少数民族，对国防无疑是潜在的威胁和损失[12]。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以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书中对该时期自曹魏、蜀汉、孙吴到西晋、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北魏及前秦诸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总结，甚为全面。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观。白翠琴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观应该分为两类，即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观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观。具体说来，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观是：（1）以华夏正统自居，轻视少数民族，欲“用夏变夷”。（2）“内诸夏外夷狄”，将少数民族内迁或入住中原，视为“夷狄乱华”，主张驱之塞外。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观是：（1）仰慕汉族文化，认为自己也是继承华夏正统。（2）民族优越感和自卑感并存，既认为自己是战胜民族，可以统治中国，但又感到文化传统上不如汉族，因而尽力拉拢汉族人士，加速汉化进程[13]。
关于蜀汉的民族政策。作者提出，蜀汉及诸葛亮安定南中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以和为主，兼以武功；先抚后攻，宽猛并济。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郡县设置、“即其渠率（帅）而用之”、扶持南中大姓等七个方面。关于北魏的民族政策。作者认为，北魏以华夏正统自居，对周边诸族采取军事征伐、设镇驻守、怀柔降附、封爵婚媾、设立关市、遣使往来、厚赐贡者的政策。
关于前秦。作者认为，前秦的民族政策可划分为对汉族的政策和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等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对北方地区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严重，遭到各族的不满和反抗，移民的少数民族也对氏族满怀仇恨，上层分子不甘心处于附降地位，伺机东山再起，加速了前秦的灭亡[14]。
四、隋唐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隋朝的民族政策。何根海认为，隋文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其中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实际，使隋朝和突厥的关系出现了“两境虽殊，情义是一”的友好局面。而对吐谷浑和西域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地区獠、俚蛮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尊重其风俗习惯，对其归顺者妥善安置，加强民族融合；对东南丘陵地区的少数民族，“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15]。
关于唐朝民族政策。刘洁认为，唐代统治者较少歧视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羁縻制度、和亲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唐代多民族国家的平稳与发展。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一直是唐代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16]。卢勋等在《隋唐民族史》中对唐朝对五溪地区和岭南俚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唐对五溪地区的治理政策主要有复置辰州、以夷治夷、轻徭薄赋等。而对岭南俚僚地区的政策可分为羁縻政策和招抚安攘政策[17]。杨浣、陆宁则对唐对党项的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唐朝对党项的政策很长时期都是其遏制吐蕃，稳定西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