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
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其中创办《新世纪》周刊即为一例。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
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他却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慢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足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
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度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并说治好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由此而来。
革命“导师”――蒋介石心目中的张静江 张静江与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人物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崛起之前，张静江总是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机遇。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静江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实指望蒋介石能够完成孙中山的遗愿，完成
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但事与愿违。蒋介石执政之后，由于军阀之间的混战，使国内缺乏一种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不但如此，蒋介石还极力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张静江遂逐渐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最后只落得到美国作个寓公，以度余生。
蒋介石原是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的得力干将，但是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便开始结交张静江，并与许崇智、张静江、戴季陶结拜为兄弟。这一结拜之举对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甚巨，特别是家有万贯资产的张静江，更是对其竭尽全力帮助。张静江不但在生活上助蒋，而且还资助其去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以待将来更大的发展。张静江利用一切机会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予以重用。1921年，蒋介石在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中，非常谦虚地请求张静江为其处世行事作指导：“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他称张为其良师：“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寡益甚，终生无长进也。”的确如此，无论对于蒋介石早期的生活，或者以后的政治仕途，张静江均竭尽全力加以帮助，由此蒋介石对张静江十分敬重。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