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部的总经理。不过他后来的官是越当越小。当时，华为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C&C08，但阻力很大。大唐电信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也刚刚推出市场，而大唐公司是邮电部的下属公司。我们去杭州的时候，正好是邮电部一位主管科研的副部长在杭州召集各地电信局局长开会要求他们采购大唐的交换机。我和江西生呆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办事处的人到外面把从下面地县电信局来开会的领导拉到宾馆房间，然后我就向他们介绍C&C08.就这样一批几个人，一天要接待好几批的客人。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95年9月份，我接了一个任务，去内蒙古察右前旗开局。察右前旗是C&C08开的第一个C3局。中国的电信网的结构分为5级，C1为最高级，C5是最低级，以前华为的交换级都是用在C4,C5级。我带着刚到华为工作的一个研究生钟英键来到了察右前旗，同时来的还有中试部的余景文。
察右前旗电信局当时使用的是从日本免费搞来的纵横制交换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捡了一个便宜，没想到后来使用的时候经常要维修，而维修的零件费用很高。局方这时才有了上当的感觉。华为北京办事处主任夏宁去了几次察右前旗，每次都和局方喝酒喝到去医院洗肠，最后签下了这个合同。但是后来局方再购买一些附件时，夏宁报了比较高的价格，让局方觉得华为怎么和日本人一样。这就给我们的开局验收带来了麻烦。
由于是第一次开C3局，很多信令的功能都要修改。所以我们是边改边开局，还经常要公司万门机组的开发人员远程进行支持。过了国庆节才割接验收。在验收的时候，由于有了前面的不愉快，局方检查的很严。最后列出了几页纸的问题清单，其中不仅有一些功能没实现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整个交换机结构上的不足之处。好像局方对交换机的内部结构也非常了解，这在以前开局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的。当时局方要求我在这份报告上签字确认，并限期改正。当时我在察右前旗呆得很累了，想急着回家，同时也没有经验，看到那份报告写得确实和实际相符，我就签了字。
本想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晚上接到李一男的电话，他说我闯大祸了！老板看了那份我签名的问题报告后，大发雷霆，说刘平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如果竞争对手拿到这份报告的话，将是攻击华为的有利武器。我一下子慌了！连夜写了一份深刻检查，并表明自己这段时间多么辛苦，连国庆中秋节都没回家等等。 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电信局去一个一个地找验收组的人，哀求他们把我签过字的报告还给我。我说不然我会被公司开除的。可能是看我很可怜，他们都把那份报告还给了我，我最后把我签过字的5份报告都收了回来。 接着，公司派来了华北片区的总监庆龙来处理善后工作。庆龙在和局方人员喝得几次不省人事以后，终于把事情摆平。不过有一个条件是要把我留在那里，直到交换机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就这样我又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 在察右前旗的三个月，我和局方机房的人员交上了朋友。最开心的是每天都可以吃到各种吃法的羊肉，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了。最难受的是每天都要喝酒，我一点酒都不能喝的。局方派了一个他们局里最不能喝酒的人来陪我喝酒，那个人能喝六瓶啤酒。我在那里整天忐忑不安的是，不知道回到公司后会受到什么处理。
华为往事（十四）—第一次去美国
从1995年开始，华为每年都要选派一些骨干的开发人员到国外参观一些技术展。这是任正飞非常有远见的一招，既可以让开发人员开扩视野，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又可以作为对骨干开发人员的奖励。事实上，华为很多新产品的思想都是由下面的开发人员提出来的。
1995年第一批赴美参观的队伍是由郑宝用带队，我没有入选。我被选择参加了1996
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展出的Comdex+Network展览会。Comdex是IT界最大的展览会。我们这个团队由陈会荣带队，团员有我，姜明武和郑树生。临走前又加入了周代琪。陈会荣和姜明武都是C&C08的硬件开发骨干。这时候，陈会荣是采购部的负责人，姜明武是生产部的负责人。郑树生是浙江大学的博士，来华为时和杨汉超一块开发7号信令。后来他们两个都成了华为的常务副总裁。郑树生现在是华三的CEO。当时郑树生是中试部的总裁。周代琪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他带着他的ATM课题和他的研究生来华为搞开发，后来就留在华为，后来成为华为西安研究所的所长。
在到广州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从广州回来的广深高速公路上，一辆施工的大调车在我们前面突然掉头，我们高速行驶的车眼看着就要撞到那辆车上。开车的是采购部的司机小胖子，幸亏他反应快，一个急转，从吊车的吊臂下钻过去。当时我们都下楞了。下车要去找那辆车的司机算账，小胖子还拿着车上的板手。走到那辆车前，车上坐着几个彪形大汉，他们不屑地看着我们几个带眼镜，瘦小的人。我们一言不发，又回到了车上。小胖子腿都软了，坐了一会才开车回去。吃饭的时候，姜明武总结说：“今天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以后有钱要赶快花掉”。 这次展览会规模很大，我们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逛完所有的展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太网交换机的产品。以前的以太网是总线结构，所有电脑都挂在一根总线上。网络速度和可靠性都受到影响。以太网交换机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大大推动了以太网的应用。还有一件事是参加微软的Window 95发布会。比尔盖茨亲自演示新操作系统的功能。结果演示不久就死机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华为往事（十五）－－华为北京研究所
1996年，华为在研发上考虑向交换机以外的领域扩张，成立了新业务部。刘启武任总经理，黄耀旭任付总经理，我任总工程师。当时新业务部主要做会议电视系统，光传输和数据通信。刘启武负责会议电视系统，黄耀旭负责光传输，我负责数据通信。后来这个部门发展成为三个部门：多媒体业务部，传输业务部和数据通信业务部，我们三人分别是这三个部门的总监。
黄耀旭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刚来华为的时候是在C&C08万门机开发项目组搞硬件开发，和余厚林一起开发光接口板。在万门机开发组里他并不突出。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掉儿郎当的，软硬件调试的时候经常看不到他人，还经常会说一些怪话。不过他的口才很好。当华为开始准备搞光传输系统的时候，李一男首先选择余厚林，但老余不想再搞新产品开发了，又选择了朱天文。朱天文带了几个人到武汉，在邮电部光传输研究所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一边学习技术，一边认识光传输所的人。后来传输业务部的很多技术骨干就是从那个研究所挖过来的，包括传输业务部的总工。
朱天文是中科院微电子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后来跳槽到华为。从武汉回来后，朱突然想念北京了。这时候北京研究所刚刚成立，所以他向李一男强烈要求去北京工作。李一男无奈，最后选择黄耀旭来负责光传输的开发。结果，黄耀旭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管理和煽动能力，把传输业务部发展成为华为继交换机之后第二个盈利点。黄耀旭也因此成为华为的高级副总裁，产品线管理办总裁。 这时候，华为考虑在外地设立研究所。首选上海和北京两个人才比较多的地方。郑宝用派了他的两个秘书去筹办研究所，孙琳去北京，尤玲去上海。
北京研究所最初设在北京地质学院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房间改造成开发办公室，俩三人一个房间。条件很差，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请了一个阿姨做饭送到招待所。到中午吃饭时间，大家敲着碗站在走廊中吃饭。一年后，在北京卫星制造厂里租了一层楼，才像一个研究所的样子了。后来，任总大手笔，在上地花了将近一个亿购买了一栋六层的楼，又花
了将近一个亿做了豪华装修。要知道那时候北京研究所开发的数据通信产品还是亏损的。这时候的北京研究所就像模像样了。我在96年去北京研究所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到我2000年离开的时候，已经有1千多名开发人员了。
任总到北京出差的时候经常会抽空到北京研究所来视察。有一次在视察完后对我说：“刘平，你这里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我不是叫你多招一些人吗？”。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任总，数据通信做什么产品还没确定下来，招那么多人来没事做。”。老板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于是，我在北京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招人。招来的人没产品做怎么办呢？我就在北研所设立了一个协议软件部。因为我知道不管将来做什么数据通信的产品，通信协议是少不了的。这个部门的人就研究各种通信协议，这就是任总说的洗沙子。后来这个部门开发出华为的通信协议软件栈，成为华为数据通信各种产品的平台，也为华为后来从窄带向宽带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得不佩服任总当时的远见。
华为往事（十六）--Quidway ：华为数据通信发展的快速道路 作者：原华为副总裁 刘平
我在新业务部负责数据通信，但我只是光杆司令一个。有几个月，我一直在冥思苦想数据通信做什么产品好。我首先想到我以前在交大的时候做的产品--分组交换机（X.25协议）。但很快就否决了。因为我看到美国一本资料上对X.25的解释是：一种过时的技术。 就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公司决定上马STP（七号信令转发点）的开发。STP在电信网中是处在至高点。对可靠性，处理速度要求都很高。一般在一个省只会在省会城市安装几对。所以在技术上，市场销售上对当时的华为都有很大的难度。由于STP一般都是用分组交换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李一男让我带着这个产品去北京研究所进行开发。李一男说，“这个产品开发出来只要能卖掉十台，就算完成任务”。我就这样带着开发STP的任务来到了北京研究所。
我去北京研究所时是以新业务部总工的身份去的。北京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周磊--一位年轻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他带着十几个人在那里开发ISDN终端。华为几乎在开发C&C08的同时，就开始开发ISDN的技术。当时是和北京邮电学院的程时端教授合作。参加这个项目的程教授的几个研究生都留在华为工作，包括后来一直是中研部总体组总经理的艾伟和后来北京研究所的副总工丁宇。
在电信技术发展过程中有两大失败的技术，害得很多公司血本无归：一个是ISDN，另一个是ATM。
ISDN是综合业务数字网的简称，就是能将话音，数据，视频集中在一个网络里实现的技术。我在交大搞数据通信的时候，ISDN被电信界公认为是电信网络发展的终及目标，好像只要实现了ISDN，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了一样。但ISDN研究了十几年都没能投入应用，所以我们在96年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称ISDN为：I Still Dont kNow.(还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后来，ISDN在美国火了一阵子，有一家叫Ascend的公司（后来被Lucent收购）靠ISDN发展了起来。这时候，美国人称ISDN为：It Is Dollar Now.(可以挣钱了）。中国电信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上ISDN，一看美国ISDN火了，马上也开始部署，并以“一线通”的品牌进行宣传。但不幸的是，还没开始赚钱，ADSL就出来了，ISDN一下就被淘汰了。
ATM被称为宽带的综合业务数字网。也是试图把话音，数据，视频综合在一个网络中实现。ATM那时候实在是火爆，以至搞电信的人如果不谈论ATM就会被人嘲笑为落伍。但ATM发展的最后是被别人嘲笑为像鸭子。鸭子会飞但飞不高，会游泳但游不快，会走路但走不快。ATM也是这样，什么都能做但都做不好。就这样，ATM被美国人成为：Another Technological Mistake(另一个技术错误）。
现在3G被炒得很热，但我始终觉得3G很可能是第三个失败的技术，因为它的症状和当初的ATM太像了。拭目以待。
我到北研所几个月后，周磊就调回公司。我成为北京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虽然这时候只有正在开发的ISDN终端产品，我还是想为正在开发和未来将开发的系列数据通信产品起一个名字。于是我发动全所的员工为数据通信产品起名字。最后由协议软件部经理王晓东取的名字QuidWay得到认可。QuidWay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uick Way（快速的道路），表示我们的产品将为数据传输提供快速的道路。
以后，华为所有的数据通信产品都命名为QuidWay系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数据通信产品线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我就想这个名字起错了，中文念起来怎么像“亏得诶”。 在未来的几年里，北京研究所开发的数据产品不断增加，从接入服务器，系列以太网交换机到系列路由器，到后来的宽带网络产品。成为华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门。 原华为老专家徐国祥点评：
Quidway商标使用很久一段时间后，准备推向海外前夕，某同事提出，查阅英文词典得知“Quid”英文字面好像有“咀嚼”的意思，争论到底要不要用，后来因为是既成事实，所以也就将错就错了。
第一款路由器Quidway 2501，主要针对思科最畅销的主流产品CISCO 2501。在IT媒体刊登首期平面广告，广告词是“华为Quidway2501隆重登场”，被广告部的同事们嘲笑为“很苍白”，时候想起来，的确是。
比较成功的接入服务器产品Quidway A8010的命名也比较有意思。最早的一款过度产品，是OEM ASCEND公司（记得后来被朗讯收购）AB8000。AB8000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款产品，早期每线出货价高达1200美元以上，华为A8010推出后，把接入服务器市场价做到每线数百人民币，华为产品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70%以上，为中国早期互联网的普及做出来巨大的贡献！）。我们在考虑接入服务器产品命名规则时，为了方便，将OEM的第一款产品直接命名为Quidway A8000（前面是商标，后面是型号），其中“A”是“ACCESS”的简写，考虑到迟早要推自己的产品，直接就把后续型号命名规则定了下来：Quidway A8010；A8020等。后来的确没有想到A8010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导致预留的8020、8030再也没有用上，多数人只知道A8010，将产品型号当初商标，而遗忘了真正的商标Quidway！
华为往事（十七）－－江泽民主席接见
1997年，华为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是获奖名单中唯一一位在北京的人员。所以我有幸代表项目组去参加颁奖大会。 我们所有获奖代表都集中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颁奖大会那天，我们6点钟就早早出发，一路上警车开道，很快就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在接见大厅排成几排，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到了11:00左右，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了接见大厅，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些获奖代表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大厅。 在颁奖大会上，当我登上国家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奖状时，心中确实感慨万千：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
在华为，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在华为期间，我获得过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深圳市优秀人才奖等多个奖项。更为重要的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现在已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的人生理想并不高。希望能开发出一些有用的产品，能走出国门去开开眼界，收入能让全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大学里，非常热情地做了很多开发的工作，但结果非常失望。几个人开发产品，只能做样机，形不成实用的产品。往往是做一个
样机，请几个专家来开鉴定会，得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首创的结论就万事大吉，评职称就有资本了。写论文也是抄来抄去，觉得很没意思。
华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发平台，目标就是要做出实用的产品。不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在开发。公司在开发上的投入是不惜血本。在C&C08开发的时候，尽管公司穷得都发不出工资了，但在产品开发的投入上是大把大把地花钱。上百万元的逻辑分析仪，数字示波器，模拟呼叫器等最新的开发工具应有尽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电路板的开发。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开发电路板，为了省钱，电路图做好后，先要用面包板搭一个试验板，测试好后再投板。但在华为，为了赶进度，电路图设计好以后，马上就拿到香港，以双倍的价格加急投板，一个星期就拿回样板。调试修改后又马上投第二板。就是这样聚集所有的力量在一个产品开发上，才会有C&C08的成功。 在华为期间，我有多次机会到美国，日本参加展览会，技术交流，大大开扩了眼界。我在美国有一个师弟在Cisco工作了十几年，是资深的高级工程师和项目经理。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去参加技术展览会，只是埋头干活。我还经常代表华为参加了863等国家级的技术研讨会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 前华为老专家点评：
记得98年还是99年的北京广电展期间，晚上设领导专场，朱镕基、温家宝等均参观了华为展台。 徐国祥作为展会负责人之一，也在现场，记得当时是刘平代表公司接待领导，朱总理来到展台时，针对华为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当时Z公司正在攻击华为内部银行的事情，据说中央有专项小组调查，搞得公司比较紧张。朱说：“华为是很不错的企业....，送你们一句话（大概）：经营上要稳健发展，技术上要不断求新...”。后来内部银行撤销了，没有再听到什么风声。
华为往事（十八）--C&C08 STP:华为抢占制高点
在中国电信网中，最初使用的是一号信令。一号信令是随路信令，就是电话接续的信令和话路是在一起传输的。这样的信令接续速度慢，传输的信息少，不利于电话新业务的发展。后来发展了七号信令，就是现在电话网和移动网都在使用的信令。七号信令是共路信令，就是在电话网之外再建立一个专门的信令网，用来传输接续所需的所有信令。信令网就相当于整个电信网的指挥部，控制中心。一条信令网的链路出现故障，会影响成千上万个电话用户。信令网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交换网，它的核心设备就是STP（信令转发点）。 华为那时候的设备主要安装在电信网的末端：C4,C5端局。如果能有STP设备进入电信网，将可以一下子进入电信网的高端，其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尽管公司也知道花很大力气来开发STP，可能卖不出去几台（李一男觉得最多能卖十台），但还是决定立项开发STP.当时国内网络中使用的STP设备主要是北电和上海贝尔的。 在讨论方案的时候，觉得技术上最难的是内部高速总线问题。李一男在设计万门机方案的时候就是因为解决不了高速总线问题而采用了光接口的方案。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得知邮电部数据通信研究所有一个开发分组交换机的项目组实现了Intel Multibus II总线。我陪李一男去看了他们的开发样机。李一男拔出他们的电路板一看，马上说：“他们的电路板设计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对那个项目组的开发人员的开发水平也是赞不绝口。 对于好的人才，华为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接下来，我们和那个项目组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几次接触，也请他们到公司来参观，目的是想把他们挖过来。他们几个人年纪跟我差不多，一直呆在稳定的国营企业，对跳到华为这样年轻人居多的不稳定的企业还心有疑虑。尽管公司给他们提出的待遇比他们现有的待遇高达10倍，他们还是不能下决心到华为来。最后，退一步，请他们做技术顾问，每个月领取不菲的顾问费指导我们开发Intel Multibus II高速总线。
我带着开发STP的任务来到北京研究所，开始招兵卖马，组建开发项目组。硬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