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表现剧作家所把握的历史悲剧精神的同时，剧作家展开了他的大胆想象，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运用极为灵活，这正是浪漫主义历史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强调时代性、现实针对性与政治尖锐性，是表现这一时期历史剧的共性，而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则表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郭沫若的剧作体现了诗与戏剧的和谐统一。
思考练习：浅析《女神》的艺术个性。
第五讲 新 诗
一 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晚清诗界革命：梁启超设计的“诗界革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起初，“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后来，“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最终止步于宋诗派的模仿风气中。
2、胡适在纲领性的《论新诗》中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概括为“作诗如作文”。 “作诗如作文”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二是以白话写诗，不仅以白话词语代替文言，而且以白话的语法结构代替文言语法，并吸收国外新语法，也即实行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的散文化。
这实际上就是对发展得过分成熟、人们业已习惯、但已脱离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语言的中国传统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叛，从而为新的诗歌语言形式的创造开辟道路。
3、胡适还提出“诗的经验主义”：其核心就是“言之有物”，也即“有我”与“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前者突出了写作者主体的性情与间接，后者强调了与“一般人”即平民百姓的沟通与交流，这正是“五四”时期的文化的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表现。
五四新诗运动的“散文化”与“平民话”的目标，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深刻联系的。 3、创造新诗的试验所受到的反对：《学衡》派强调“诗之有格律，实诗之本能”，他们的理想是“新材料与旧格律”的结合。
二 “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新诗发表的阵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 、《觉悟》等。
第一批白话诗人：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等。
第一个新诗刊物：1922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的《诗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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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 早期白话诗的特色：
1、胡适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是这一时期诗人在艺术上的共同追求。具体的做法：一是白描（胡适的《人力车夫》）；二是比喻、象征（胡适的《老鸦》、周作人的《小河》）。这时期的诗歌具有明白而平易的特点，但缺乏飞腾的想象力。矛盾说早期白话诗大都具有“历史文件”的性质：其历史价值与历史局限都在于此。
2诗歌的形式：散文化的倾向。 三 “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1921年，当新诗基本上站住了脚跟，又面临着新的内部危机和新的突破的内在要求。如果说胡适一代新诗的创建者对旧诗的批判是一次整体性的摧毁，这一次艺术的反叛，却是对新诗内部进行的结构性的调整，中国的新诗从此走上了一条通过自身的艺术否定向前发展的道路。
（一）、1921年《女神》
1923年5月，《创造周报》第一期发表了成仿吾的《诗的防御战》，文章对早期白话诗的理性色彩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诗的本质在抒情。
1921年出版的《女神》正是创造社理论的实践。《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贡献主要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至，一方面使诗的 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这样，不仅“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在新诗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体现，而且诗人也更加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女神》才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二）、1922年湖畔诗派
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出版了他们的合集《湖畔》，同年还出版了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出版。他们是“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写作湖畔诗时，基本上是“五四”高潮时期，没有“五四”落潮时期的苦闷和彷徨。他们的首要贡献是爱情诗的创造。
应修人 《妹妹你是水》
汪静之 《蕙的风》， 《伊的眼》 （三）、1923年“小诗体”
1923年，同时出版了冰心《繁星》、《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小诗体”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
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受，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
（四）、冯至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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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昨日之歌》
他抒情诗的最大特色是处处表现出艺术的节制。他着意追求诗的哲理化，使他的抒情诗具有一种“沉思”的调子。在形式上采取了半格律体，诗行大体整齐，大致押韵，追求整饬、有节度的美。这样，冯至的诗不仅情调充满感伤苦闷，而且诗的节奏舒缓，音韵柔美，形成了“五四”诗歌中独具一格的幽婉的风格。
冯至对新诗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的叙事诗。代表作：《帏幔》、《蚕马》、《吹萧人的故事》。
四 新诗的规范化——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一）、前期新月派简介
前期新月派： 1927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主要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在新诗基本立足以后，新月派所要做的，一是“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造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也即“使新诗成为诗”。新月派的旗帜：“使诗的内容和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
新月派的主张： “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诗的形式格律化。新月派的理论显然受到了同样是力主“无我”、“不动感情”与倡导艺术形式是工巧的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与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抒情模式，特别是与将情感消解于自然意想之中，追求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唐诗宋词传统相暗合：这正是闻一多所提倡的“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新月派的尝试： 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造，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其次是加强诗歌中的叙事成分。他们以此来实现“理论节制情感”的理论原则。
审美特征： 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提出了以“和谐”和“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而作为依据的，正是中国的诗歌传统。闻一多提出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但闻一多强调新、旧格律有区别 评价： 新诗格律化的倡导，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于精炼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
（二）、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是前期新月派“领导文学潮流”的代表诗人，却最集中体现了新月派的内在矛盾。新月派诗人大都是接受了西方（主要是英、美）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觉地沟通东、西方的文化，也同时感受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在闻一多这里就显得格外尖锐。他留学美国，热情的学习西方文化，却又强烈地感到民族与文化的压迫，作为一种反抗，他写下了被称为“爱国主义”的诗篇：《红烛》、《死水》。闻一多持“东方主义”的文化观，这成为闻一多向“和谐”、“均齐”的传统美学理想靠拢的内在依据；但他又是一个有着敏锐的现代感受的诗人，一个身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强烈的生命意志力与个性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对“物我两忘”的传统美学境界产生怀疑与拒斥，他的诗歌里正充满了矛盾的张力：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生活的宁静于思想、心灵的不宁静，言辞的洒脱与情感的偏执等等。巨大而深刻的思想矛盾时时刻刻犹如汹涌海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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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撞击着闻一多的心，他的本性又是如此的激烈热情，内心的“火山”几乎冲决而出；然而他又自觉追求传统的感情的克制，要把过量的“火”压缩在凝定的形式中，这一“冲”与这一“压”之间，就形成了他的诗所特有的“沉郁”的风格。
风格：沉郁。
阅读篇目：《忆菊》、《死水》、《发现》 （三）、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是贯穿新月派前后期的重镇。
风格：徐志摩热烈的追求“爱”、“自由”与“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他那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及不受羁绊的才华和谐地统一，形成了徐志摩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风格。因此有人说他的人与诗都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 特点：1 、他执著的追寻“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在诗里真诚的表现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与独特的个性，并外射于物象，追求主、客体内在神韵及外在形态之间的契合。而徐志摩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在灵感袭来的刹那间就抓住了其中的契合点，并且总有新鲜的发现，既在人们的感觉、想象之外，又十分的贴切、自然。徐志摩的诗中经常飞跃出被称作“徐志摩的意象”。
2、徐志摩对诗的外在形式的美有特殊的敏感。 作品分析：《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萨扬娜拉》
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独特贡献： 徐志摩总在不拘一格的不断试验与创造中追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以其美的艺术珍品提高着读者的审美力。
（四）、朱湘
朱湘（1904—1933）《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朱湘的主要追求：塑造采莲少女、待嫁新娘、摇篮边吟唱的少妇等这样的超越时间的具有“东方的静的美丽”的形象，形成“古典的与奢华的”美的风格。沈从文说他是“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使新诗与旧诗在某一意义上，成为一种‘渐变’的连续”。
对诗的形式美的探索，讲究形式的完整与“文学的典则”。 欣赏《采莲曲》。
五 “纯诗”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纯诗”概念 ：1926年穆木天在《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提出“纯诗的概念”。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来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与散文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诗不是像化学的H2+O=H2O那样的明白的，诗越不明白越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诗是最忌概念的”。穆木天强调的是诗的“暗示”与“朦胧”的性质。周作人于1926年的《扬鞭集》里提出向“象征”发展就是新诗的“正当的道路”。王独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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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感觉”的因素。
可以看出，早期象征派诗人所提出的“纯诗”的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是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变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沟通）”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初期象征派所受影响 ：初期象征派诗人诗歌观念与表现是“内转”，显然受到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而且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转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内转”，同时是向中国诗歌传统的主流，特别是晚唐诗与宋词的。也在这时李金发、周作人分别提出了东、西方诗歌“沟通”、“融合”的理想。
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这一时期出版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主要特点：（1）多远取譬，常用省略法。（2）强调“暗示”，表现人的内心感觉，重视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3）大量的，而且是自觉的运用文言词语。
欣赏《弃妇》。
六 早期无产阶级诗歌
第五章 蒋光慈（1901---1931）《新梦》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
关于“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状况，鲁迅在30年代曾经这样回顾：
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朱自清评价说：
五四阶段散文创作的派别林立，“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这时期产生了鲁迅、周作人等散文大家以及冰心、朱自清、郁达夫、林语堂等诸多不同风致的散文名家。
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稍后有许多杂志开辟“随感录”专栏以及其他“杂感”专栏。它们各自拥有一批撰稿人，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杂文创作浪潮，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他们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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