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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则认为，他们抗洪救灾的经验是：在报道策略上，
重点以“典型报道”和“水情报道”两翼推进,将舆论引导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较完美地体现在版面上。在言论方面，创造了“一天一篇社论”的记录，并创造出短小精悍,论述透彻明了,富于激情,易于传播的“抗洪体”社论,在武汉新闻史上留下了新的一页。3
参与调查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在《不忘党报记者的使命和感受—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一文中，披露了他们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出色地完成了调查采写任务的经历4，他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不畏艰难、敢斗邪恶的精神，读来令人感佩不已，值得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与此类似的文章还有《沈阳日报》、《河北日报》6等报社总编对本报关于2003年非典报道经验教训的总结等等。 ②媒体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内容呈现：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针对2004年印度海啸中中外媒体的报道进行的个案分析，如有学者对南京四家报纸对海啸报道进行了解读，认为在同质同源的信息时代，地方媒体在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中开始注重个性化、差异化，本土化。7更多学者针对中外媒体在印度海啸报道中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相关文章有周婧《字里行间渗透着意识形态—泰晤士报对印度洋特大海啸的报道》、复旦大学胡军华、刘海贵《简析美国主流媒体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山东大学甘丹《灾难报道的震撼力——CNN网站印度海啸报道的特色浅析》等等。也有针对2005年我国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个案分析，如钟良《突发事件报道理念的中西差异—以松花江水污染报道为例》（《青年记者》，2006年第22期） ③从宏观上论述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机制、视角等：
有学者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难新闻的发布机制和报道机制进行了论述，认为我国90年代灾难新闻的发布与报道机制其局限性表现在：必须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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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坤《历史空前的决战 打破常规的报道——九江日报是怎么搞好抗洪抢险报道的》，《新闻战线》，1998年第10期； 3
罗建华，罗高林，刘敦潮《显示党报的强项和特色》，《新闻战线》，1998年第10期； 4
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不忘党报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 5
马庆利《党报在社会突发事件中的导向作用—关于《沈阳日报在抗击非典宣传中作用的思考》，《记者摇篮》，2003年第9期； 6
潘贵梁《发挥党报权威性和公信力为抗击非典提供舆论支持》，《新闻战线》，2003年第8期； 7
沈正斌《地方媒体如何报道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对南京四家报纸印度洋海啸报道的解读》，《新闻实践》，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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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为前提、限制报道范围、统一口径、国内外有别等几个方面，这一情况在90年代后期有所改进，但总体上还是限制了我国灾难报道的发展。8也有学者谈到了我国灾难报道的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9跟多的是论及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及报道准则，如张平宇的《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及报道准则》（《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景明、贾洋洋《灾难报道中的人文视角》（《新闻前哨》，2007年第10期），夏海君《灾难报道的新闻视角》（《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朱爱敏《也论我国灾害报道的理念》（《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等等。
④小结：我国灾难报道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灾难报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对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回顾，这部分研究由于搜集史料、资料的难度较大，一般主要以高校的学位论文为主，这些论文大都是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沿革和灾难报道的开放程度为依据，对我国灾难报道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脉络清晰。有些论文甚至追溯到了邸报时期的灾难报道，史料详尽，出处有据，可以说这部分的研究扎实详尽，比较完善。唯一遗憾的是，目前所搜集到的论文都是以“报纸”对灾难报道的呈现为主要研究对象，缺乏对电视、广播或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关于灾难报道的研究。二是关于灾难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部分研究可以说是良莠不齐：高校研究者所进行的个案研究，运用了框架理论、危机传播理论、新闻价值理论等新闻传播理论对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方法科学，结论严谨。而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本报在灾难报道中的经验总结，除了极少数之外，大都泛泛而谈，缺乏理论依据，只是感性的经验介绍。值得重视的是，“学院派”和“实践派”在有关个案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在分析我国新闻报道利弊时有理有据，但在提出建议方面就显得很空泛，缺乏可行性。三是从宏观上论述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机制、视角等，这一部分应该说是灾难新闻研究的一个弱点，虽然文章较多，但是所谓的“灾难报道方法、原则”等都是一些想当然的主观建议，缺乏实际的操作价值，并不能为我国灾难报道提供有可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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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平《试论90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 沈正斌《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新闻大学》，2002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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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闻框架理论 ⑴渊源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源于认知心理学的“基模”概念和社会学家对真实的解释。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认为框架就是一个解释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或资料结构（data structure），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并且通过更具体的认知因素得以显现。10他指出，人们依赖主观认知不同面向去看事物，不同的框架会唤起受众对相关事物的不同认知。
解释真实的社会建构理论也是框架的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世界是什么？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真实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主要存在客观论者和建构论者两大派别，前者认为世界乃由事实组成，而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世界是什么”的忠实说明，只要我们具有理性，就能发现真理；后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我们接受客观知识与真理乃是不同观点的结果，知识和真理皆为创造所得，而非心灵发现之物。社会建构理论把社会真实分为“客观真实 ”、“媒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个层面。客观真实是指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而存在的世界，人们无法直接认识它，必须把客观真实转化为媒介真实（符号真实）才能知晓。媒介真实指媒介所呈现出的事件情景，在理想上，媒介报道应该反映出客观真实，但基于种种因素，实际中是对客观真实进行了选择、遗漏和重组等，实质上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或通过媒介获得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就是主观真实。媒介真实和主观真实都是对客观真实的建构。
社会建构理论对媒介真实的认识经过了早期的镜子反映论、中期的媒介模拟社会真实的类向论和再现论。镜子反映论认为，新闻媒介就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现状；社会有什么，媒介就反映什么。但是，任何新闻报道都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呈现社会实践的真实，事实的纷杂无限，受众接受信息的选择性，媒介自身的有限都决定媒体挑选部分事实报道。镜子反映论粗糙的反映了媒体和社会真实的关系，而类向论认为新闻报道是对社会真实的模拟，再现论主张新闻媒体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状况，而是从无数纷杂、零星的社会事件中主动加以挑选、重组与编排，以文字或图像等符号组成一套有秩序、可理解、有意义的叙述方式。这两大理论弥补了镜子反映论的局限，指出新闻媒介通过选择和重组事实，反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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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传者图象：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2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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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但不等于社会真实，它承认了新闻记者和编辑的主观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新闻采制过程之中，媒体反映客观真实的过程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说明新闻媒介已经成为反映社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工具。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专栏记者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指出人类“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和组合的环境。”因此“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对它进行重构。”11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介恰好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图式，大众媒介展现的这个环境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人们更主要的是依靠拟态环境去生活，即新闻媒体塑造着人们大脑中的世界图景，人们依靠媒介真实形成主观真实去认知和行动。
新闻框架理论就是应解释大众传媒如何来构建社会真实而产生的。社会学家Tuchman（1988）曾经明示新闻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真实建构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物,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他后来在《制造新闻》（Making News）一书中指出，新闻是世界的一扇窗，透过框架（frame），使人们看到并了解自己以及周遭的世界。因此，新闻框架（news frame）的意义如同窗户、窗框的大或小会左右人们所能看到的世界，新闻媒介具有“建构社会真实概念”的功能。 ⑵内涵
加拿大学者高夫曼（Goffman）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中开创“框架”的理论研究，所谓框架，是指“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我们能够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这是从个人认知角度出发，指出框架是个人感知外在世界的心理结构，是个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框架”一词可以追溯自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的论述，他认为框架代表了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这一概念后来由美国学者吉特林（Gitlin） 在八十年代引用到媒介研究中。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瑞芳于2007年提交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把媒介研究学者对框架含义的界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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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李普曼 《舆论学》第10页 林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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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三类，引用如下：
第一类含义的内涵由Gitlin(1980)提出，他把框架看作是一种具有规律的意义筛选手段。框架是指“一种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并且，Gitlin把框架和话语生产联系在一起，认为符号处理者按照“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即框架）来组织话语。正是按照这些常规，符号处理者挑选客观现实的图像。日复一日，按部就班运转的生产程序界定了“报道”，确定了主角和观点，并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适当态度，由此一来，新闻工作者能迅速处理大量的信息，并且按新闻常规（routine）包装信息使之有效地传达给受众，本来是复杂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本来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新闻报道中就显得和谐一致，有条不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层次的内涵侧重于传者框架。所谓传者框架主要包括传播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可能有意识、无意识（预存立场、专业化、经验地）做出一些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与Goffman一样。Gitlin认为框架不是人们有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人们无意接受的。” “美国学者甘斯也指出：媒体框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框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
第二类含义由最重要的框架研究学者Gamson（1989）提出，他对框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框架不仅是筛选手段，更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Gamson认为框架是新闻内容中心的组织意旨(central organizing idea)，能赋予相关事件意义，藉由选择、强调、排除、细密化等方式，指出事件争论所在，并提供解释的情境。
Gamson对框架做了具体的诠释，在他看来，框架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框限’（boundary），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一是指‘架构’（building frame），指涉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这为我们重新理解框架提供了一个思路，对应到新闻分析上，所谓新闻框架，也应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新闻材料的选择，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主要指报道内容的表现。这个定义侧重于新闻文本中存在的框架。文本框架主要包括内容呈现方式、一些关键字、刻板印象的用语、消息来源、新闻图式结构等。而对这部分的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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