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稳定和金融改革
去年的宏观调控中所做的工作和体会，有两点：第一，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货币稳定，货币稳定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第二，中国经济处于改革转轨阶段，因此，只有通过加大改革力度，使金融市场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使金融机构通过改革使得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稳健，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从今年来讲，我们将继续密切观察经济的运行、物价的走势，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并适时适度地进行货币政策方面的调控。
申论热点：“招生传销”贻害无穷
陕西省铜川市同官中学４１名考生今年的高考志愿卡被人涂改，险些成为“招生传销”的受害者。近年来一些民办院校非法招生行为屡禁不止，“招生传销”愈演愈烈，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
据参与涂改同官中学考生志愿卡的西安科技商贸学院一名招生人员说，由于生源紧张，民办院校都给老师下达招生硬指标，完不成任务就扣奖金，招来学生则给提成奖励，学校名气越小，招生提成越高。类似现象在广东、安徽、江西等地同样存在。
“招生传销”与商品传销如出一辙。每年高招期间，一些民办院校都会根据往年业绩网罗招生代理人员，并发给代理人工作证和委托代理书。这些代理人作为“上线”，一般将中学校长、教务人员、高三班主任作为“下线”专攻对象。老师发展学生，学生发展同学，家长发展亲友，招生代理人彼此戏称“人贩子”。如果招生手段有“突破”，一个地区就能招到数百人，提成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同官中学４１名考生志愿卡被涂改，正是这种“突破”的结果。
“招生传销”扰乱了招生秩序，坑害学生和家长，严重危害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招收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只能在教育部门指定的地点或者是招生的学校里进行，在招生过程中不得收受回扣和中介费。因此，仅从依法治国角度而言，对“招生传销”行为也应当坚决打击。
“招生传销”实际是“教育产业化”的又一大后遗症。由于办学准入门槛过低，投资者大量涌入，导致民办院校呈泛滥之势。有的民办学校就是租用一栋楼房、聘几个管理人员、再找一些兼职教师的“冷拼盘”。因此，要禁止“招生传销”行为，必须彻底清理整顿现有民办院校，提高民办院校的准入门槛，加强对民办院校的监督管理。
申论热点：农民税收负担过重问题解答
内容提要：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合理的征收制度。即使在有些有章可循的地区，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不正当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税收征收成本更是普遍偏高。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下降。本文分析当前我们农村税费的现状及诸多问题，重新认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出作者对减少农民税收的一些看法。现实表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多于机遇，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我们农村税费征收的现状及诸多问题
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税收征收成本高，农民负担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几年来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已经开始实行税费改革的农村，农民税收还普遍偏高。乱立名目、私自摊派，基层腐败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补贴不力，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农民必须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所以说，各地乱征乱收现象仍然普遍，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过重。
二、各地正在加紧施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2002年2月，温家宝在山西考察农村税费改革时强调，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前税费改革措施中有统一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统一性就是按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方案规定的措施，包括在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及相关配套措施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特殊性就是在遵循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目标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重新梳理农村税费制度，不搞整齐划一。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在涉及到一些基础数据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如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确定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确定计税常产等。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时都曾出现一些偏差，不该稳定的过于强调稳定，应灵活的没能合理调整。
总之，改革必然体现在“变”上。一味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不适应现实变化的情况，灵活性过大又可能由于政府追求保运转的目标而致使农民利益受损。所以在处理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只要各有关部门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虑问题、制定措施的出发点，把这种灵活与稳定运用在减轻民负上，就一定能让农民满意、基层满意、中央满意。
三、对如何减轻农民税负的几点看法
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十分艰巨、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既是对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更是对当前农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不仅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机构撤并、人员精减；不仅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涉及人们的观念和部分政策法规的修改，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局。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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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口，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继续执行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为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开拓创新，设计出新思路。总结出一条既完成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又解决好本地区的财政困难的问题的新路子，这样是解决问题的时代要求。
现在还有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这恐怕主要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担心基层的政策执行走样。只要基层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严格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要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同时辅之以其它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三、结论
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就必须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已经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除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外，要取消其他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格加强对农民义务工的管理，政府机关要严格控制乡镇、村开支，严禁在粮食收购时代扣代缴各种款项，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形式上的达标升级活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夯实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相信农民负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轻，新阶段将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申论热点：冠成集团从事“三农实践”的报告 （许冠成，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总裁）
【内容提要】冠成集团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将“产业报国，献爱于民”确定为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宗旨，本着扶助弱势，关爱“三农”的精神，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以“公司+基地+农户+政府”模式运作的“星炬计划”和“爱心连锁店”、“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是集团“爱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团实践“三农”的思想结晶，它代表了当前企业参与“三农”建设的一种模式的尝试，我们期待它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帮助，并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借鉴。
尊敬的布赫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现在，我代表冠成集团全体员工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年来在探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方面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请审议和指正。
“三农”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古代民以食为天，重农抑商，农民和土地是社稷江山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三农”问题依旧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还多，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在农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三农”。今年一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也是中央第六次以一号文件的方式关注“三农”问题。其实，中央一直在支持、在千方百计地发展“三农”事业，从包干到户到后来的承包经营；从征收农业税到免征农业税；从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到鼓励农村劳务输出。这些变化使农村经济日益灵活，使农民致富的空间越来越开阔。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牵涉面极广和我国农民小农作坊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普遍低下，扶贫成果不断回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今天的“三农”问题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一、教育问题。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农民缺乏基本的发展技能，这就使农民难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造成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疏散。二、产业结构问题。目前农业存在同质化生产竞争，大范围生产同样的农作物，而且以普通的粮食作物为主，这样就形成了粮食市场长期价格低迷的困境。三、资金风险问题。改变生产结构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还要有市场风险的考虑，这样就使许多农户害怕、畏惧、裹足不前，坐失了许多致富良机。我们集团就从这三方面入手，在过去的几年里开展了系统的、有声有色的奉献“三农”活动。
星炬计划
起初，集团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将“产业报国，献爱于民”确定为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宗旨，本着扶助弱势，关爱“三农”的精神，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老区扶贫委的关怀支持下，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全面开展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全国贫困地区建立了很多基地，发展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短短几年里，这种模式使得近万户农民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健康，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特种养殖领域鱼龙混杂，有许多不法分子坑农害农，他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产业，只是坑蒙拐骗，集资融资，使许多农户上当受骗。为了和这些不法分子区别开来，也为了保证集团的爱心事业能够健康长久地发展，通过总结，我集团公司决定与政府合作，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政府的模式运作，并创造性地推出了以“一献三送两创”为主要内容的“星炬计划”。
2002年3月21日，集团首先在四川开始实施“星炬计划”。其意义就在于为解决“三农”问题作铺垫，找到一个使农民脱贫致富的发展模式。2003年11月28日，我们南京公司把“星炬计划”模式成功地带到了江苏，与淮安市车桥镇人民政府签订联合实施“星炬计划”的协议。同时，在全国各基地设立了专供农民朋友学习科技、文化、卫生知识的“冠成学校”。今年上半年，集团教育部在全国各基地周围举办了“冠成学校”的流动课堂，对农民进行了系统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教育。半年内对基地周围行政村轮回授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通过组织讲师、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爱心的人士深入到基层进行“三下乡”推广，强化日常种植、养殖、科技、文化、健康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信息，增加了农民致富的本领和技能，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带动了当地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可以说，“星炬计划”是我集团推出的面向“三农”，旨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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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炬计划”实施两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我们的精心组织和认真落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除了对一些失业人群，五保户，贫困学生进行捐助外，还有针对性的选择城市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团体进行帮助与扶持。例如：在南京地区举行的“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使农民朋友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又学到了文化，得到了健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让近千人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数千人掌握了一门以上的科学养殖技术，近万户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们通过实施以“一献三送两创”为主要内容的“星炬计划”，让农户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利益，通过“冠成学校”的建立，让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真正的提高。
在集团的各个种植、养殖基地，通过输入管理、技术、资金和文化理念，挖掘、整合了当地特色资源，改变了当地农民种植、养殖结构，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传统的简单种植养殖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给予当地农村经济充分的发展动力。集团推广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黑色珍稀粮果种植和药蚁养殖，然后让这些产品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心店，再经过正确的引导教育和宣传营销，相应的产品畅销效益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如此良性循环更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农民就业，也为“三农”经济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心连锁店
从农村到城市，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一条完整的生产、加工、经营、消费作用链，只不过这条链条太长、太宽，许多环节都衔接得不好，甚至脱节，相互扯皮。那么，能不能建立一条城乡绿色通道，使生产、加工、经营、消费真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呢？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成为下岗工人，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没有社会保障，无业可就，负担沉重的城市边缘人口。随着城市弱势群体的不断增长，建立一个有特色的、区别于农村的城市爱心平台也就变得十分迫切。于是我们在城市建立了爱心店。
在“三农”方面，我们的“爱心工程”将传统的种什么卖什么变为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而且这种工序调节是在系统内完成的，不是靠社会功能来完成。例如，我们集团下属企业开发的竹编艺术、民族的系列工艺、日用产品等，在国内市场上一直热销，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我们就与有竹林资源的地方政府合作，组织农民学习竹编技术，加工生产竹编艺术产品。另外，在城乡差异方面，我们变原来的城乡分割、各自为政为城乡互动、工农商一体。爱心店把农村的种植、养殖业、加工业和城市的研发生产、市场经营、以及广大消费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管理体系，信息互通，产需呼应，利益共享，在爱心下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创举。
另外，我们集团的“百家企业”战略是通过对100家农村地区企业的兼并和合作等多种方式，以资金、设备、管理支持，增强它们的竞争力，进而有效带动地方经济腾飞，促进贫困农民就业。合作开发的产品将在国内、国外的连锁店里销售，城市爱心店里的员工全为下岗职工。这样，集团在发展中起到了龙头作用，同时又解决了城乡两地的就业问题。目前，集团已和四川恒力银杏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省黄梅县黄梅挑花工艺有限公司，湖北省恩施宏业魔芋开发有限公司等厂家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通过与这些企业的经营运作，共同开发的产品会身价百倍，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源泉。
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
其实，在开发研究药蚁和其他特色农产品的同时，集团也紧接着部署“爱心连锁店”计划，这一计划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产品的市场问题。“三农”产品凭借这一平台可以找到良好的、畅通的销售渠道，形成城乡互动、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但市场总有风险，况且，我们在城市开展的爱心店不是我们的主要利润来源，我们的一些高、精、尖产品只有在海外才能实现高利益回报，并以此来反哺三农和城市弱势人群。所以我们又周详地制定了“海外爱心连锁店”计划，为“三农”产品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铺路。
自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以来，我国的各个产业面临着许多机遇，但更多的却是“狼来了”的挑战。中国农业褪瞧渲兄?弧Ｖ泄?淙灰耘┮荡蠊??疲?欢?蘼凼桥┮等丝诘谋戎亍⑴┮挡?档谋戎亍⒒故桥┮涤??纯龆嘉薹ê团访老啾取Ｔ诿拦??0%的农民不但养活了2亿多的国民，而且还漂洋过海冲击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市场。从美国起运的小麦抵达中国的价格仅为人民币0.4元/公斤。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说过经典的一句话：“美国不能总让中国人民坐着波音吃大豆”，字里行间表达的就是渴望进口更高层次产品的愿望和对农业的深深忧虑。让中国农业成为强项是全国上下一致的理想。中国政府一次次的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农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千方百计地改善农民生活，坚决支持能带领农业发展的企业，积极努力开拓中国农业的海外市场。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发展的“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就是这样如此密切地与中国的大时代丝丝相扣，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的定位是：以销售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产品为载体，为广大中国农民寻找国际市场，使那些长期抱守着宝物却仍然饿着肚子的农民迅速致富。这样，不仅能够改变我国农业的错位经营，而且能够改变我国农民的致富思维。当然，这也是中国农业以另一种方式冲击世界市场。它改变的不仅是中国农业的命运，还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那么，“蝴蝶效应”现象就难以低估了。
政府希望中国农业站起来，希望中国农民富起来，希望中国农村稳定。这些恰恰就是“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发展所能带来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利益点上，政府与民间力量找到了共同的话语。政府以公共权利支持民间力量发展，民间力量以春风吹冻土的气势给政府以绿意昂然的兴旺。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在于牵涉的农民量多面广，利益要求多元化，以及经济形态方式差异较大。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始终围绕着“输血”在转，结果是“输血”后脸红扑扑，一停止又变得苍白无血。如果“三农”的机体没有形成自己的造血功能，光靠输血是解决不了“缺血”问题的。因此，变“输血”为“造血”就变得十分迫切。但“造血”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难度百倍。且不谈农民致富的基础，农民的素质，仅寻找致富的模式之路就千丝万缕无从着手。过去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有援助的农资被变卖的事件，有资助的生产工具被瓜分的事情，其实这不全是农民的素质问题，重要的是模式问题。没有利益格局制肘的模式是难以制胜的。上文阐释的“星炬计划”、“爱心连锁店”和“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是我们集团“爱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集团实践“三农”的思想结晶，它代表了当前企业参与“三农”建设的一种模式的尝试，我们期待它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帮助，并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借鉴。
农民素质得到了提高，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在生产和收益的问题上就容易得到平衡。实践表明，农民参与“星炬计划”和“爱心工程”的热情是高涨的。但我们认为它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地修正，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目前，该模式的最大困难在于推广的速度，即便我们集团全力以赴，对于整个“三农”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如果能以有效的途径推广，它所带来的价值则将难以估量。现在毕竟是一个需要创新，更需要转化创新成果的年代，价值的最大化在于普及。人是万物之灵，努力一定可以实现。我们愿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到自己的社会义务，我们也期望更多的企业能和我们一起投身祖国的“三农”事业。同时，我们更希望政府与企业联手，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三农”事业的全面建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相信，“冠成模式”一定会在我们的不断摸索与实践中得到完善，我们也坚信，以爱心打造出来的“冠成模式”一定能够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做出贡献。
申论热点：求解“三农”：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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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 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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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
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
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
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
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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