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偏重建置“城市化”在客观上还有锁定城市规模的作用，使社会管理成本增大。缺乏经济潜质的城市要维持行政级别架子，机构林立；有能力扩张的城市则越不出级别，多方掣肘。例如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县级市经济实力远强于西部省、地级城市，但银行不能设支行，因城市级别不够。
从建置“城市化”的实践结果看：有潜质的新兴城市成长过慢；有经济扩张条件的城市不吸纳农村人口 ；城市户籍人口凝滞、外来人口比例过高；所有城市采取歧视方式（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拒绝）对待进城农民，城乡两僵的“死结”至今未能解开。
大城市拒绝人口机械增长，中小城市纷纷效法大城市，原因或理由有二：一是城市人口会带来“大城市病”，不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持续发展；二是会增加资源和基础设施负担，公共服务业不堪重负。对于“大城市病”，国际上已经有新的认知；“城市病”与其说是因为人口多，不如说因为行政效能低。研究和经验证明，即使在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的生活质量也比预测的好。专家认为，密集型居住有利于环保和节约资源。至于说城市负担，则居民作为城市主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仅从消费者角色来看，能聚合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同样是一种经济资源，居民需要“养活”的观念已经过时；增加一个城市居民，财政每年要多拿出几万元钱的说法，离事实更远。多种公共服务的价格早已经“按成本定价”，而且涨势居前。财政补贴如果用在经营性亏损上，与居民增量并无线性关系。况且，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就是聚居民之财，谋居民之利；“众人拾柴火焰高”，居民数量决定税基。再者，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之所以被称为公共产品，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非排他性。一条道路，一套电缆，并不因使用者增多而加大成本。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何以陈旧紧缺，公共服务供给为何总是不敷需求，应该找准主要原因。
使新兴城市加快人口扩容，调整政策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建立政府动机。本文认为，不宜仅从“卖户口”、“卖商品房”方面寻找途径，那样会抬高城市门槛。从速见效的激励办法是将城市的建成区（含近郊）作为基准来界定城市。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扩大，提升其行政层级（增设副地级和副省级城市），同时引入单位面积内常住人口指标，以防止单纯扩展城市辖区。这样可以把建置调整目标和真实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解决建置级别制约城市生长的矛盾。
机制：
政府“抓”还是市场“育”
改革以来，虽有新兴城市的成功个例，却不足以牵动全局。深圳市和浙江的龙港市等，在经济实力增加的同时，常住人口增加数十倍。而许多城市及明星乡镇，经济实力讯速增长，常住人口增加却很少。广东一个地级市，仅工业使用外来固定工逾20万人，每年奖励性的户口指标不足百名。“卖城市户口”作为不规范的渠道，迄今为止负面作用大于积极效果。在大城市，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提高暂住人口收费，限定外来人口总量的工作正在抓紧进行。进城谋生的农民总数从90年代中期的8000万人降到目前的5000万人左右。一个城市的管理层可以把无业农民收容遣返，或者自以为可以长期做到。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国家的问题。农民的利益即国家利益，农民没出路，整个国家不会安康。
在限制农民进城的同时，加快城市化被许多地方政府确立为“十五”重点。尽管在论证中赋予城市化以带动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的意义，但涉及实际措施方面，政府观念往往重“城”而轻“市”。地方政府拟划的重点大同小异，一是“加强规划管理”，二是“加快基础建设”，三是“城市形象工程”。从最单纯的动机上分析，这样的“积极推进”也隐含着危险，很可能因此偏离城市化的真实进程和减缓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