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必须要大胆采用内外共同驱动式增长的新发展模式。实现这个新发展模式，建议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跟进。
一要建立良好的政府。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进程和实际效果；市场化改革依赖于政府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以政府转型为基础。只有通过政府转型才能使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基础性作用。只有透明、负责任以及良好的政府，才能有助于防止资源错配、预防腐败。没有政府转型，建立良好的政府就难以实现。要建立良好的政府，关键取决于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而这种角色的正确定位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的。首先，要强化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从这次“三鹿事件”看，建立完善严格的市场监管体制，不仅对经济稳定，而且对社会稳定都有重大作用。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来看，政府能不能独立于各利益主体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能，对维护市场秩序，恢复市场信心意义重大。第二，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解决“外部性”中的有效作用。面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政府既需要在重大环境治理工程中加大投资，又需要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面对公共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切实承担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作用和最终责任。第三，要大力减少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和快速增长的公务员职务消费，已成为政府转型面对的严峻问题。当前，在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财政增收压力有所增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减轻税负，要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同步推进。应当说，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很大，关键在于推进政府改革，约束和规范政府利益，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地位。建议把必不可少的公务消费折价包干给个人使用，取消公务招待、送礼进贡、公款开会旅游、公费出国旅游、公车私用等。这是中国最紧迫的政治，这是政府转型最具实质性的重大课题，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
二要改善收入分配。工业化经济的历史显示，推动国内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因为工资增加才能刺激消费，进而促进市场发育。为此，劳动标准(禁止歧视、强迫劳动、剥削童工，以及工会权利和劳资谈判)和民主又是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的两个关键。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提高工会权利(起因于单个工人与老板之间巨大权力不平等)，而工会权利的提高有利于劳资谈判，进而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和提高工资。尤其是把中国自然垄断企业利润合理分配，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调适，垄断企业高管的工资管理科学等，就是中国公民早就想做的“众人之事”。
三要采取金融稳定和反周期稳定政策。一般而言，当情况好的时候一窝峰似的冲进来，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入。与之相反，当情况变坏了的时候，又一窝蜂似的冲出去，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出。使我国经济被诅咒了两次。因此，应采取一个反周期的政策，防止突然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为资本流动问题与汇率问题相互作用，高的市场利率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两把刀，而关闭定价的力量是资本的流动性和撤资的威胁。因此，适当的金融市场管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要想通过本币的发行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使得本币成为本国资本家的储藏货币，这是铁律！拉美国家的金融动荡和最近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必须要塑造一个具有较小顺周期资本流动或流出和较轻政策紧缩压力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特别是，通过抑制资本突然外撤的能力，为中国实践反周期货币政策与稳定的财政政策创造更大空间。尤其在房地产产业上，扩大房屋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发展利益。首先，它能够通过产生一批中产阶级，强化政治稳定。其次，能够产生一批建筑业工作职位，它也能够通过增加建筑材料和家具的需求来促进制造业的发育。第三，抵押市场和房屋产权能够促进金融发展，因为抵押借款提供了一个新形式的金融投资，房屋提供了一个家庭财富的新源泉。而且，所有这些是调动了国内储蓄，而不是依赖外国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