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惟功利论。执法中的功利性主要表现为过多地强调执法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对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群体性事件、上级督办案件、领导批示的案件，有的检察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基于社会治安形势的压力，基于被害人亲属对抗情绪等综合因素，以捕代侦，惩治的目的占据第一位；二是利益驱动现象始终存在，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特别是当地方财政的财力不足以支付检察院正常开支时，抓经济效益，以罚代刑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等等。
笔者认为，只有在惩治犯罪、保护社会让位于维护正义、保障人权作为执法的第一选择时才符合依法治国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要达到这一理想追求，检察机关在执法中就应当树立以下几种意识：
1.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我们必须在执法中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对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予以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实践证明，我们在审讯嫌疑人时放下架子，尊重其人格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在尊重其人格、保护其隐私、维护其名誉前提下获取的口供往往更加真实，更加不易翻供。其次，要充分保障嫌疑人的辩护权，一方面，对嫌疑人自行辩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简单地视为“抗拒”、“狡辩”、“不老实”，另一方面对嫌疑人的律师要给予充分必要的辩护条件，不要轻易限制会见的次数，不要人为地设置障碍，对辩护人提供的合法申请应当尽可能满足，树立“我让你充分行使辩护权还能给你定罪，说明你真正是有罪”的逆向思维。第三，要切实保障嫌疑人的健康权，要坚决杜绝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也要加强安全防范，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2.依法行使权力意识。执法者行使权力，要严格依法进行。在执法过程中，一是要让执法更加规范，减少随意性，各业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范方案进行操作，初查时要有初查方案，侦查时要有侦查预案，制定详细的计划；二是要让执法更加严谨，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严格控制，防止滥用权力；三是要让执法更加理性，不因领导的好恶来办案，不因人事变动影响办案进度，不因领导压力放弃原则，敢于和善于办案，坚持真理，不被金钱、权力、人情所左右。
三、从有罪推定理念向无罪推定理念转变
有罪推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过程，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理性直接到感性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是与真理的发现背道而驰，因而是不可能正确的。而无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没有调查取证之前我们不能将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在执法过程中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
1.认为犯罪嫌疑人等于有罪之人。如在侦查阶段只要有人举报，只要一立案侦查，对方就肯定是有罪的；再比如我们在审讯时习惯上总是一开头就问：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潜台词就是：你没有问题我们怎么会找你，这就是有罪推定思维下的一种潜意识；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某些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总认为反正是有罪之人，捕了总不错。这些表现恰恰是“有罪推定”在作祟。
2.认为嫌疑人的辩解等于抗拒。一是剥夺嫌疑人的自我辩解的权利，将自我辩解视为逃避罪责。二是滥用诉讼程序，诸如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一旦嫌疑人“拒不交代”就上措施，名曰加大审讯力度，实则危害被追诉者的人权，以至造成冤假错案。三是疑罪从轻，对于某些社会影响较大，被害人情绪激烈，上层领导关注的案件，明知证据不足但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是作无罪判决而是作轻罪判决，美其名曰“好歹保了一条命。”
3.认为嫌疑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等于有罪。一是侦查部门总会产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诘问，这种问话在审讯笔录中常常可以看到，侦查人员认为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责任者是嫌疑人而不是侦查者，事实上这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配规则；二是在侦查过程中，只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不主动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三是在公诉过程中向法庭提供有罪证据，对案卷中明显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不举证，或不移送；这些都与“无罪推定”原则格格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