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际分析的运用
边际分析旨在研究当约束条件增加或减少时，当选择结果在成本与收益上的改变，其中边际是指“额外”或“追加”。边际分析包含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两者分别代表单位产品增加所引起的成本增量与收益增量。申言之，理性人对行为的选择，并非基于行为的全部成本与收益，而是依据行为边际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若后者大于前者，则此行为有利。法律作为理性人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其在边际上的变化也将改变相关当事人行为的法律效果，进而激励当事人选择法律所鼓励的行为模式。从一方面看，制定与解释法律时，“是与否”的两分法结构事实上很难适用，规则上只要有细微变化，都可能引起当事人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另一方面看，有时规则的大范围修改，又无法对行为模式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多处修改后的规则，在边际上的作用可能相互抵销。[17](P12-13)在著作权法中，无论是权利类型的设定抑或权利限制的安排，都需要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然而，实践中在考量著作权保护与限制的制度设计与案件判决时，往往忽略了边际分析，而仅考量一项行为的整体成本与收益，并取其平均值进行分析，由此造成了诸多问题。
1. 著作财产权合理性证明中的边际分析
由于利用作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增加一个使用者的新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因而有学者担心出现“反公共产品的悲剧”,[25]既然市场上大部分作品的定价高于边际成本，那么著作权将造成类似于垄断的效果。坚持利益平衡理论的学者认为,只有当作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才会出现完全竞争性市场，并使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达到最大化。[26](P1050)这种结论是从总成本的角度考量著作财产权所导致的，如果将生产和传播作品的成本整体计算，扩张作品的使用范围对总成本的影响微乎其微，著作权人会因此获得超过其投入成本以上的收益。因此，当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距过大时，似乎就不应设定新的权利类型，或者对既有权利类型加以限制，防止出现著作权人据此获得垄断利润。
上述做法，从逻辑上看也许可以实现所谓的利益平衡，即权利人获得有限收益，同时使用者获得更多利用的机会。然而，这种平衡是一种从结果出发，根据所有利用行为完成后的成本收益比较所决定的。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著作权人对收益的判断是在边际上，边际上有额外收益的预期，权利人就有额外投资的激励。在生产与传播之前，甚至在穷尽著作权交易之前，著作权人无法预期客体生产与传播的总成本，因为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传播成本降低至权利人可承受之范围时，会出现让权利人追加投资的诱因。正因为客体利用范围与方式的扩大，总成本事实上已无从考量，著作权人只有在边际上判断当时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并据此决定是否在客体上追加新的投资。与其说财产权是为了补偿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成本，毋宁认为财产权是以额外的收益激励额外的投资，并以积极的收益来弥补因定价高于其边际成本而引发的分配损失，[27](P110)著作权法对权利人的激励，正是来自超出边际成本的收益。如果因莫须有的总成本限制权利的扩张，相反会阻碍权利人发掘新的传播和利用模式，导致政府过分干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2. 著作财产权类型化设计中的边际分析
从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化来看，边际分析有利于著作财产权实现客体效益的最大化。财产权中最为根本的排他性要件，使权利人可以对其利用财产的效果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一坚持继承了自布莱克斯通、亚当·斯密与边沁开始的财产权制度。自20世纪初期开始，在Hohfeld的启发下，法律现实主义者开始将权利束运用到对权利的解释上。[28]这种现实主义进路抛弃了抽象的财产权概念，也不再按照自然法的理论承认财产权存在任何内在属性，而是将权利具体化，分解为更容易理解的占有，利用，转让，继承等特定类型的权能。[29](P374)法经济学兴起后，科斯不但认为权利束是一切对财产进行支配与利用行为的集合，而且应该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配置，[30](P11-16)即根据权利客体利用方式的不同设计不同类型的“权能”，再将细化后的具体权能配置给最能发挥权能效用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