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相对意志自由论即“选择与责任并存”原则关注的是，行为人只能对自己能够支配或者控制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对控制之外的行为负责。
这就为醉酒状态下的驾车肇事行为提出了困惑：行为人的肇事行为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发生的，行为人肇事之时，对自己行为和后果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受到削弱甚至丧失。换言之，行为人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人应当具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进行处罚的依据又何在呢？这便是对醉酒驾车肇事进行处罚所遇到的理论矛盾之一。
（二）“醉酒”状态与责任主义的冲突
责任主义原则即“同时存在”原则，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时候，必须存在相应的心理支配，也就是心理与行为同时存在。只有符合“同时存在”原则的行为才可能具备刑法上的非难可能性，才可能进一步考察行为人是否应当为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之中，尽管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的大师，但其仍旧是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典范。“行为是主观意志的外在表现，是主观在客观上的转换（将主观转换为客观），换言之，主观和客观在此已结合在一起。”{1}显然，这是其经典表述。因为行为是由心理所指引，而心理则是由行为来表现，这是哲学界至今承认的命题。也正因如此，在研究刑法中的行为时，也就无法绕开与行为息息相关的心理的问题。行为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的指引而出现，因此在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刑事归责时，必须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刑事处罚的对象从来就不仅仅是纯客观的行为，而是包括客观行为和主观心态在内的主客观统一整体。这样的认识，也正是责任主义的核心思想所在。
然而，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人由于处于“醉酒”状态而难以确定其主观心理态度。于是，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似乎显得缺乏主观根据了。刑事归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现“意志”的过程，发现“人”的过程，刑事归责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客观的外在表现来回溯至“那个控制意志的人”，进而将刑事责任归结于其身。醉酒驾车肇事的情形下，由于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影响，导致这种寻求的过程受到了阻碍，发现“那个控制意志的人”的进程似乎看起来无法顺利进行了。尽管，国外刑法中对处于醉酒、吸毒等导致辨认控制能力降低甚至丧失的情状中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大都规定了刑罚处罚，我国大陆刑法也规定了“醉酒的人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对于处罚的根据问题，规范中的处罚并未得到合理的理论支撑，更未解决其所引发的理论纷争。
在醉酒状态与已有的刑法理论产生如此矛盾或冲突的情况下，对在该状态下实施的交通肇事行为如何定性处罚，自然就成为了存有疑虑的问题。
二、问题的分析
（一）醉酒的范畴之厘定
显然，“醉酒”是本文所有讨论的核心要素，对“醉酒”的规范内确定是对醉酒状态下所实施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重要前提。
“醉酒”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议题，涉及到医学、司法鉴定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各个学科对醉酒的分类也都立足于本学科的知识领域而有所不同。单就刑法领域而言，对醉酒常常将醉酒分为生理性醉酒与病理性醉酒。对待病理性醉酒的人，初次陷入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予追究，除此之外的醉酒状态，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初次陷入病理性醉酒状态的行为人驾车肇事的，只要经过相关鉴定可以证明其抗辩成立，则无刑事责任，自然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1]。
实践中对“醉酒”的判断，不能仅仅立足于刑法理论之上的谈论，而必须依赖于规范之内的标准，寻求“醉酒”的规范内涵。
显而易见的是，根据程度的不同，饮酒之后的状态可以分为单纯的“酒后”和“醉酒”两种状态。在我国大陆地区，对醉酒的法律标准是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来确定的。该规定明确，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驶。在行为人肇事之后，交通警察部门会对行为人进行血液酒精含量的检测，只有检测结果显示行为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的，才可以从法律上确定行为人属于“醉酒驾驶”。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可能涉及本文所讨论的醉酒驾车肇事的刑事处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