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
1．前提构架：刑法中有关主观心理态度的讨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即必须从主观归责的角度明确对该类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理由。然而，刑法理论中对主观心态的界定尚且需要首先明确。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中，以往对主观心态的讨论有三种观点，包括：
其一，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行为的结果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
其二，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
其三，兼采行为和结果的观点，认为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其行为结果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2}。
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国大陆刑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认为，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心理态度。主流学说至今仍旧无法解决的难题之一，便是对结果加重犯的主观心理态度的揭示。对行为进行非难之可能性与非难之程度所依赖的必要因素之一便在于其主观心理的确定，然而，结果加重犯由于出现了两个结果，导致在判断行为人属于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的时候，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尽管以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尚且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其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上述的矛盾，本文认为，从逻辑角度来看，乃是源自于一个有失偏颇的前提，那就是认为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只能支配一个行为。其实，无论从刑法理论本身还是刑法哲学层面观之，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只能支配一个行为的见解都是不能自足的。刑法上一直存在着诸如“概括的故意”这般术语，这本身就说明，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可以支配一个行为或者多个连续的行为。但本文认为，需要明确的是，倘若一个主观心理态度支配的是多个连续的行为，那么该多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逻辑上的因果联系。这是阻止主观心理支配断裂的必备要素。由此可知，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行为而产生了多个结果，只要可以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换句话说只要对行为人进行客观归责，那么无论行为带来何种结果，都是应当涵盖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之内的，不存在超限的问题。
从上述结论认识结果加重犯的主观心理构成不难看出，无论产生了怎样的加重结果，行为人对该结果的主观态度都包含在对行为的主观心态之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有所认识并且持有某种心态，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然而，对主观心态的讨论将有助于对醉酒驾车肇事的主观根据的追寻，并为对该类行为的主观归责找到根据。
2．核心论证：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
(1)抽象根据：为何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
(a)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的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入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产生的起因便在于对于醉酒、吸毒等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辨认控制能力减弱或丧失的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常常无法得到处罚，被告人由于援引责任主义所引导出的刑法规范，辩称自己并未在具有正常的辨认控制能力的情状下实施行为，应当不承担刑事责任。基于责任主义的立场，这一辩护理由一度让人束手无策。于是，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蔓延开来。诸多讨论的结果均是对该类行为必须进行处罚，否则必为犯罪人所利用，但囿于对其理论支撑的缺失，使原因自由行为招致了诸多的质疑。
萨维尼就对原因自由行为质疑道：“行为者若意图犯罪，借饮酒自陷于酩酊，而在完全丧失心神状态中实行者，则属显然矛盾；盖彼若完全陷入于丧失心神，则彼应已不能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行为，如彼仍可以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行为时，则系彼未丧失心神之证据，自不能免于归责；即无特别规定，裁判官亦可加以处罚。”{2}这一质疑的确有其合理之处：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的确是出于辨认控制能力丧失或者部分丧失的情状之下，对其科以刑事处罚，的确难以从理论上自圆其说。于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常被人误以为是责任主义的一个例外。不少大陆学者亦确实在援用“例外说”来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理论解释[2]，以求梳理原因自由行为对责任主义的反叛，但这样的观点并未取得一致认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诸多学说，均各有其不能弥补的空缺之处，尚不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