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桂系时期广西司法制度执行滞后探因(2)

　　而此时期县级司法又不如省级进步，尽管标榜司法独立，但仍然继续着中国古代“县太爷审案”的状况，由县长兼为法官。民初，北洋政府拟在广西各县设立的审理第一审以轻微刑事案件和诉讼标的价值较小民事案件的初级审判厅，实际上并未建立，仍是由县知事兼理司法审判，即由县知事及承审员“相机”审理第一民刑案件，从而使行政与司法二者直接合一。所以，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揭露了县知事兼理司法的黑幕，指出这种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 
　　(二)军权高于司法权
　　北洋政府时期，特设有高等军法会审、军法会审和临时军法会审三种军法会审机关。依照《海军审判条例》和《陆军审判条例》的规定，军人犯海、陆军刑事条例或刑律所规定之罪，或者犯违警罚法或其它法律所定之罪，以及军人附带民事诉讼，非军人犯海、陆军刑事条例有关规定之罪，均由军法会审审判。这样，军人、平民犯罪多由军法会审审判，刑事、民事案件都可由军法会审审判，使军法会审实际上成为北洋政府的最重要的审判机构。军法会审时，不准旁听，不准请人出庭辩护，审判后不准上诉，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利被剥夺殆尽。军法会审机关还可以援用《惩治盗匪法》和《戒严法》，随时随地审理案件，经常干预或取代地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成为北洋政府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的重要工具。旧桂系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军阀混战的时期，军事高于一切，毫无法制可言。各级司法机关只管民事及普通刑事案件，若特别刑事如盗匪等案件，则由各政府承办，呈报最高军事机关核定执行。而在广西，此类案件最后均由广西最高军事机关裁决。会审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军阀对司法活动干涉的加强，一切以军事的需要为重，军权高于司法权。所以，当时的“调查法权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书》中也承认:“现在中国普通法律之施行，其重要之障碍，军人干涉政府机关，其一端也。”“军人干政及于司法，以至司法独立为之危害。此各异常举动，常借戒严以为口实，而公然为之。”
　　据《政府公报》所载，旧桂系时期，军人在广西境内的违法犯罪案件活动，地方司法机关无权管辖，只能依“陆军刑事条例”和“海军刑事条例”交各军事法庭处理，以军权来限制司法权，所有政治制度包括司法制度，都是为军事自己一身，…广西一切权利，只陆荣廷一人享之，一家享之，一派享之……其余百万人民，皆陆荣廷之奴隶也。”可见，旧桂系时期广西的司法制度是从属于北洋政府的，并且又与广西旧桂系军阀的军事统治紧密相连，故而具有明显的从属性。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规民约的取代作用
　　广西司法制度的执行还存在着区域性的不平衡，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乡规民约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近代司法制度还无法得到执行。
　　乡规民约是各民族乡村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一种传统宗法习俗，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众为了自卫、发展生产而共同制定的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这些少数民族的乡规民约中，最有特点、最为典型的是壮族的寨老制和土司乡约、大瑶山瑶族的石牌律、苗族的“依直”、侗族的“款”、京族的“翁村”及伙佬族的“冬”。这些乡规民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旧桂系时期还仍然普遍保存着。壮族的寨老和土司、瑶族石牌的石牌头人、苗族“依直”的寨老、侗族“款”的款首、京族的“翁村”以及伙佬族的“冬”，都是这些民族的首领。壮、瑶、苗、侗、京、伙佬六个民族的乡规民约，基本上是他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六个民族的乡规民约都是由带头人或全体寨民集会制定而公布，使人人皆知，一旦通过便立即生效，具有立法的作用，无论何人触犯，均受同样的制裁，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其民族的“立法”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