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桂系时期广西司法制度执行滞后探因(3)

　　寨老制、土司制、石牌律、“依直”、“款”、“翁村”和“冬”规定，凡内部的一般的“民事”纠纷，必须由各自的头人处理。“刑事案件”如杀人、偷盗、通匪、奸淫等明显违犯规约的事情，就要由头人按规约给予严厉的处罚。
　　民初以前特别强调头人在排解各种纠纷和审讯案件中的地位、仲裁权和执行权。其仲裁和判决权主要有赔偿、罚款、写悔过书、肉刑、革除驱赶、活埋和“沉塘”。几乎所有的乡规民约都明确规定，地方纠纷争端必须由头人处理，严格控制当事人到官府告状。旧桂系时期，这种情况虽然在形式上有了某些变化，乡约中不再象过去那样强调头人的仲裁作用，也不再明文规定限制群众同当地官府打交道，但在事实上，头人的传统影响仍未稍减，除某些较重大的田产纠纷到官府去诉讼以外，其余所有案件和纠纷仍由头人处决。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拥有的司法权甚至大于政府司法机关的司法权，随意性更大。
　　旧桂系时期，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些颇具特色的取代政府司法制度的乡规民约呢?其一，广西地处祖国南部边睡，民族成分复杂多样，中央政府依靠少数民族首领的支持以维持对广西的统治。而少数民族首领依靠乡规民约来维持本民族的社会秩序C政府当然会默认这种习惯法的存在，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拥有的几乎超然的司法权当然也被政府所默认。其二，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地方偏僻，与外界的接触较少，人们观念陈旧，文化程度低，人们头脑中旧的传统的保守的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聚族而居的血缘关系与世代为邻的地缘关系，特别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使得社会成员之间枝蔓相连，对外界和政府形成一种保护膜，司法制度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依法办事难。其三，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立法和司法及汉族地区的乡规民约，都是不成文的传统习惯法，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认可其法律效力，大部分符合当时当地社会流行的并被广大民众所认可的情理，是对政府司法制度的补充，并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补充又在很大程序上推动了政府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转。只要其司法活动不危及国家利益，政府便认同，便充许他们拥有相当程度的司法权，以处理当地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实际上，广西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体系是二元的，一是国法，一是地方习惯法，但最重要的还是乡规民约。乡规民约几乎取代了国法，甚至与中央相对立，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匪患。 
　　三、社会经济的制约
　　广西社会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推动了司法制度的执行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其社会经济的相对滞后又影响了司法制度在广西的正常执行。
　　清末民初的广西，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中法战争以后，广西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工业原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地，人民与经济活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民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广大人民广泛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经济诉讼活动。经济诉讼活动作为一种司法行为，反过来又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起到规范经济活动、商人合法经营、企业合法运作等作用。而北洋政府1912年颁布的《通访保护人民财产令》、《通令各省慎重农事文》和191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则》、《证券交易所法》、《矿业条例》、《商业注册规则》和《森林法》〔“〕，为规范经济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而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又为其提供了现实性。据《政府公报》统计，此时期广西的经济纠纷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均大于或等于40%(除1922年外)，经济案件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除1914年占11%外，其余各年均大于或等于20%，并逐年呈递增趋势。 　　广西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执行朝较公正、较合理的方向发展，司法制度的正常施行也促进广西经济的序发展，但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相对于市场所需要的法律规范来讲引“不那么完备，它不可能解决旧桂系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而当时广西经济的发展就全国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否则，陆荣廷也不会采取开赌收税、收鸦片烟税、发行纸币等措施来解决财政困难了。经济落后影响了当时广西的社会关系，影响了司法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及司法制度执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经济落后，制约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了司法制度执行的进程;经济落后，制约了法律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人们思想保守，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主体关系得不到重视，从而影响了司法制度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