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最高法院认为，应当尊重委员会对事实的认定权力。最高法院注意到，《塔夫脱－哈特莱法》规定，“如果委员会根据优势证据认为被控的人在劳工管理中实施了不公行为，那么，委员会可以认定该事实”。[27] 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委员会在审查审查官的初步决定时，“享有做出初步决定所能有的一切权力”。[28] 这些规定显示，委员会并非只有在审查官的事实认定有明显错误时才可以推翻该事实认定。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强调，委员会对事实的认定应当有所限制。审查官主持听证，耳闻目睹证人作证，对案件事实有真切的感受，委员会对他的判断不能不给予重视。《联邦行政程序法》更是对审查官的地位做了详细规定，以保障其高度的独立性。《塔夫脱－哈特莱法》也要求审查官提出报告，并附建议性决定。这两部法律都意图加强审查官在行政过程中的重要性。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看，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关于“全面考虑案件记录”的规定，审查官的报告与当事人的诉状、证人证言一样，应当都是案件记录的一部分。而《联邦行政程序法》则规定，“所有决定（包括初步决定、建议性决定和临时决定）都属于记录的一部分”。这些立法都明白显示，法院在审查委员会的裁决是否具有实质性证据支持时，应当包括审查官的报告。立法史也证实这一判断。在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加强审查官的地位和职能是行政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审查官对事实的认定值得尊重是由于他的司法经验，他对事实认定的份量则取决于在具体案件中认定事实的理由。审查官对事实的认定，也要结合证言的一致性和可信度予以考量。但是，与两者意见一致的情况相比，当委员会不同意审查官的意见时，支持委员会结论的份量似乎要稍稍差些。归纳起来，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委员会应当充分考虑审查官的意见，法院对委员会裁决的审查也应当包括审查官对事实的认定。
四 联邦最高法院与上诉法院
对事实问题的审查，除了涉及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委员会与其审查官的关系，还涉及一组关系，即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在本案中，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与上诉法院的关系。
传统上，联邦最高法院的职能是解释宪法和法律，对下级法院关于事实的认定很少干涉。在本案中，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撰写的判决书谨慎地重申：“我们审查证据规则是否得到正确适用的权力不应频繁行使。行政机关事实认定是否有实质性证据支持的问题，国会把它交给上诉法院手中。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即证据规则看来被错误理解或者严重误用时，本院才予干涉。”[29] 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上诉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发回其重审。判决书指示说，“上诉法院在重审时，应当对审查官对事实的认定给予相应的考虑；但是，上诉法院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束缚在审查官所认定的事实之中。是维持还是撤销委员会的裁决，由上诉法院根据本判决阐述的原则自行确定。”[30]
上诉法院接到最高法院的判决后，迅速对该案进行重审，并撤销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裁决。还是由汉德法官执笔撰写多数意见。他表示乐意接受最高法院的观点，即如果没有明显优势的证据，审查官对事实的认定委员会不应予以推翻。在对该案的证据进行详细分析后，他认为委员会推翻审查官的事实认定没有足够证据。据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委员会的裁决应当撤销。[31]
结论
环球照相公司案件大大澄清了美国行政法上实质性证据标准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法院审查行政机关事实认定问题的转折。[32] 它刚一判决就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直到今天仍是司法判决和教科书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必引的案例。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案件，自然不是这个案件的情节多么吸引人，甚至不全因为实质性证据的具体含义和操作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对各个机关之间权力分配的平衡。最高法院感受到那个时代所弥漫并通过立法表达的情绪，加强了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问题司法审查的强度；同时，又强调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认定的尊重，防止司法机关过分地干预行政机关在事实认定上的裁量权。对于行政机关与审查官在事实认定上的权力关系，最高法院一方面表示维护行政机关的独立判断权，又要求它对审查官的判断给予一定的尊重。对于法院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一方面纠正下级法院在事实审查标准上的错误理解或者严重错误的适用，另一方面也注意不致频繁和深入地干预下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的认定。总而言之，最高法院在美国的宪政结构下努力找准自己的角色，而且它看来做得不错。与联邦上诉法院相比，它对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意见更敏感，也更注意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