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该法第85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事诉讼法》建立了“民事诉讼调解”和“民事诉讼和解”两种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机制。前者是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争议，后者则是在法院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争议。因为《行政诉讼法》明确禁止行政诉讼调解，所以，留给我们可以解释的法律空间是，以《司法解释98条》的第97条规定为媒介，把“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导入行政诉讼中，以满足行政诉讼的需要。
3．虽然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诉讼案件之间具有不同质的属性，但是在诉讼和解上，我们仍然可以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导入到行政诉讼法之中。我的理由是：（1）行政裁量空间的存在以及行政程序观念的普及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平等地位已逐渐为现代行政法所认同。（2）20世纪以来现代行政中发出来的“给付行政”，使行政机关不再是仅仅以一个管理者而同时也是一个服务者的身份面对行政相对人，两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更加显著。（3）作为民事特别法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理上是能够获得自圆其说。
五、结语
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对于行政机关来说的确是革“命”性的；它对于法院的法官们来说——至少在初期——它是一个“洋玩艺”，不知道怎么玩它；它对民众来说多了一条权利诉求的“道路”，但并不真的相信它。《行政诉讼法》禁止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但法院很快发现行政诉讼真的“需要”调解，否则有的行政案件根本无法下判；即使下判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把“调解”改头换面成“协调”或者“庭外协调”，以为这样做没有了法律障碍。这是一种典型的“驼鸟政策”。
其实，通过适当的法律解释方法是可以在行政诉讼中找到另一条合法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和解”。行政诉讼需要和解，行政案件也可以和解，这在比较法上也可以找到支持的立法例。[20]因《撤诉规定》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所以，本文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权，制定和发布关于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司法解释，以满足当下司法实践的需要。
【注释】
[1] 如马原主编：《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皮纯协、胡锦光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2] 如江苏省徐州市贾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6年第1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行政诉讼协调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并于2006年7月28日起试行。（最后访问：2008年8月30日）。
[3] 《山东宁津法院九成行政诉讼案件协调结案》（最后访问：2008年8月30日）。
[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
[5] 《孟子·尽心下》。
[6] 比如，我国2003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就具有这样的宪法功能。
[7] 我国的私法学者一直坚持“政府采购合同”为私法合同，反对政府在采购合同中享有某种“特权”。这样的学术观点反映出我国的私法学者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古典私法的樊蓠，而无视20世纪以来公、私法在功能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9] 尽管行政诉讼判决种类并不限于撤销判决和维持判决，但是其他判决要么是这两种判决的从判决，要么是这两种判决不合适使用时采用的判决，判决的基础性事实和法律都是建立在行政行为合法或者违法这种二元结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