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1949—1955年“教育行政”课程在高校教育系的设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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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正是受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地位遭到了弱化。从1952年起，国内高校除了进行“院校调整”，也将引进苏联教材作为教材建设重点。同年11月，教育部发文指出，引进苏联的大学教材是目前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工作”[8]，而引进凯洛夫的教育学专著则是教育领域教材工作的重中之重。曾一度被我国教育领域奉为圭臬的凯洛夫的《教育学》(1948)是20世纪50年代国内师范院校的主要教科书及参考书目，这本专著明确地将教育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一般之部”“教学法”“教育理论”及“学校行政和领导”[9]。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构的教育体系就把“学校管理”列为教育学的一个板块，且居于最后。这几个板块分别是“总论”“教学论”“教育工作理论”与“学校管理”[10]。究其原因，50年代中期来中国讲学的苏联教育专家曾表示：“当教育学在苏联是一门以研究新生一代教育规律性为对象的科学，学校管理研究的对象、范围，绝不会超出教育学。”[11]在将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将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奉为国内教育领域标杆的年代，我国的教育学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编写出的许多教育学书籍纷纷效仿其体系，因此我国的教育管理学就这样被弱化到了教育学的最后一个板块。
据统计，1949年至1956年，国内引进了约9种教育管理学的书籍，有《学校教导工作的领导》(1953)、《学校管理》(1953)、《怎样领导学校的教导工作》(1953)、《学校的教育领导》(1954)等，均来自苏联，且集中在1953年和1954年。由福尔柯夫斯基、马立雪夫主编，陈友松、李子卓等译的《学校管理》(1953)是当时的师范教育书籍，该书详尽、系统地论述了学校管理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学校事业管理、学校制度等。但该书遵循苏联教育学的思路，认为“学校管理是教育学的一部分”，并指出研究学校管理目的是“确定管理苏联学校事业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并阐明学校的领导制度”[12](见表2)。
表21952—1956年我国引进的教育管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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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书店总店.全国总书目(1949—1954)[M].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55
(三)受到冷落(1957—1977年)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年，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主持制定了《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要求建立属于新中国自己的教育科学。受此影响，我国众多的教育工作者满怀热情投入到教育体系的建设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在该规划草案的教育学部分中，“学校管理与领导研究”被列为研究题目，由波波夫讲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教研室译的《学校管理与领导》(1953)被列为重要的专门著作[13]。
针对受苏联教育体系影响许多教育学分支学科遭到弱化的情况，陈友松呼吁我国教育学界要研究学校管理、教育心理，特别要研究学校卫生，重视世界各国教育的研究。次年，他对教育行政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的停开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恢复这些课程[14]。1961年，教育部、文化部制订的《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开始将“教育行政”列为高等师范院校学校教育专业的选修课程。此外，一些学者在运用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来对中小学进行指导时，发现存在许多困难，从而开始编写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学校管理用书。例如，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董渭川先生，在指导师范生到中小学实习过程中，发现难以将苏联专家提出的“师范生从事教师实习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践，原因是多数人对班主任工作“不仅缺乏经验，连认识也不够”[15]。为此，董渭川先生立足本土，于1956年编写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就我国中小学班主任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方式、工作的计划性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介绍与论述。1957年，正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小学校长在“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和发展全体工作人员积极性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缺乏的”，江苏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编写了《小学校长的职责及其领导问题》，认为“明确校长的职责，交流领导工作的经验”，努力提高小学行政领导工作的水平，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16]。
令人惋惜的是，正当我国教育管理学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时，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许多教师与学者被错划为“右派”，教育学科建设遭到严重挫折。1958年教育科学领域开始的“大跃进”使得教育学教材成了教育政策的汇编。在这一段时期内，国内未出版由国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教材，更多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经验的汇编，比如《小学校长的职责及其领导问题》(1957)、《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1959)及《农村耕读小学工作经验》(1964)等。1966年至1976年，我国更是经历了一场“文革”运动，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就遭到否定与破坏，这10年时间里我国教育管理学未见任何成果面世。
二、教育管理学的恢复性发展(1978—1999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中心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管理学也进入了恢复性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5年，我国教育管理学以高校课程恢复和专业设置为重点，开始了“恢复重建”。1985年，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契机，学科专业建设蒸蒸日上，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渐入佳境，学科理论探索开始走向成熟。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管理干部对教育管理体制、管理思想和方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关教育管理的著作。具体的著作数量变化如图2。其中，邓品珊、康尔珪编写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1985)是国内首本以“教育管理学”命名的教育管理类著作，内容涵盖了学校的外部管理(教育行政)与内部管理(学校管理)，更强调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