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管理学步入了崭新阶段，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位点建设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国家还未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率先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设立高级教育行政管理方向，招收高校中层以上管理干部在职攻读。2009年起，教育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在我国正式设立。截至2017年，国内共有27所高校可以招收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人员及中小学教师进行博士层次教育，这使教育管理学在研究方向上更加关注现实与实践，从而扩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
在著作方面，学者们对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学校管理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主要有：李保强的《学校管理学》(2002)、顾明远的《学校管理》(2003)、杨颖秀的《学校管理学》(2004)、肖宗六的《学校管理学》(2008)、程凤春的《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2009)、张东娇的《学校管理学》(2014)、谈心和龚孝华的《现代学校管理创新》(2017)等著作。教育行政学方面的著作有吴志宏的《教育行政学》(2000)、孙绵涛的《教育行政学》(2006)、蒲蕊的《教育行政学》(2008)、刘淑兰的《教育行政学》(2013)等著作。而在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肖宗六的《教育管理研究》(2000)、贺乐凡的《中小学教育管理》(2000)、杨颖秀的《教育管理学》(2002)、孙绵涛的《教育管理原理》(2007)、吴志宏等的《新编教育管理学》(2008)、陈孝彬和高洪源的《教育管理学》(2008)、黄崴的《教育管理学》(2009)、张新平和褚宏启的《教育管理学通论》(2012)、王世忠的《教育管理学》(2014)、曾天山和褚宏启的《现代教育管理学》(2014)、毛良和郭丽华的《教育管理学导论》(2015)等(见表4)。
表4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教育管理学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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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学术刊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创办了《中小学管理》《高校教育管理》等多种有关教育管理的学术刊物，但没有一种教育管理学的专门性学术刊物。针对这一现状，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褚宏启教授牵头创办了《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以以书代刊的形式填补了我国教育管理学领域的这一空白。《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主要设有研究反思、理论前沿、学校治理、管理者研究、教育政策与法律、著作评介和学术交流等板块[23]，截至2018年，已经连续出版了10卷，对推动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深入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就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诸多反思，形成了许多观点并展开争论。其中，关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归属是争论最多的问题。我国教育管理学原本从属于教育学一级学科，在1997年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之后被放在公共管理学科下，而在一些设有该学科的院校则归属于教育学科，这样就“造成了学科归属的混乱，也反应出这种合并的有名无实”[24]。孙绵涛认为这样的合并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既不利于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建设发展，也不利于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两个学科各自的建设与发展[25]。作为学科“独立和成熟的基本标志”[26]，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张新平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管理现象[27]。孙绵涛则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4种，教育管理现象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问题以及教育管理过程[28]。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一情况也反映在教育管理学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说明我国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此外，该学科还存在对国外教育管理学依赖过多、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四、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走过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性发展、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恢复性发展和进入21世纪至今的反思性发展3个阶段的“之”字形道路。回顾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演进历程，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宏观政策环境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基础
国家政策导向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巨大的，教育管理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20世纪上半叶，国外教育管理学的传入正是向外国(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学习的结果。与世界各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相比，我国教育管理学的诞生时间并不太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教育管理学在教育事业的改造过程中仍存在于高校教育系，并未受到过多的削弱。随后，在举国学习苏联之后，教育学体系进行重构，教育行政学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逐步被弱化，相关课程停开。期间有陈友松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重视这些学科的建设，但这些声音很快在随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被淹没。1978年以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教育政策的颁行，我国教育管理学终于迎来了恢复重建的春天。
(二)学科自身成长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除了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支持，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同样需要学科自身的努力。20世纪初，正是由于一批留日、留美学生的引领，教育管理学来到中国，开始生根、发芽。改革开放以后，在刘付忱、张复荃、刘问岫等学者的不断呼吁及努力下，我国教育管理学走上了恢复重建的道路，并在肖宗六、贺乐凡、陈孝彬等学者的推动下成立了全国性的教育管理学学术团体。在人才培养方面，改革开放之后，部分高校先是恢复教育管理学课程，随后开设了教育管理学专业，进而开始了教育管理学研究生的培养，由齐亮祖先生领衔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成为国内最早拥有教育管理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随后，我国教育管理学本科、研究生专业设置几经调整，相关的专著、教材层出不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管理学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国家教育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
(三)扎根中国大地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使教育管理学更好地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服务，需要在引译国外教育管理理论过程中坚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建构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事实上，民国时期在接连引进日本、美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成果之后，我国学者就意识到过度移植的问题，开始了学科本土化的思考，从而渐渐走上了自我探索的道路。姜琦和邱椿编写的《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1927)和罗廷光的《教育行政》(1943)正是这方面的代表。21世纪以来，这一思路得到了延续与强化。教育管理学专业学位政策的施行，使得该学科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从而培养了一批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教育管理人才。围绕教育管理学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等问题，孙绵涛、杨天平、张新平等纷纷著文，审视我国教育管理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开启了使教育管理学本土化更具内涵与深度的当代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