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制化准备与否和准备程度影响了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进程。法制化作为一种法律的实现过程，依据预期法律目的制定法律规范，从而形成法律秩序，其中法律规范的制定成为法制化的重要标志。法律规范的制定需要立法的准备和规划，而这一阶段工作做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法的价值能否实现，法的质量和实效性如何。在我国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立法准备阶段几乎起到决定性作用[19](p75-78)。目前，五种政府绩效管理模式中，青岛市自1998年创造性地将督查工作与目标绩效管理相结合、考绩与评人相结合，形成了“青岛模式”，2006年开始引入公众评议主体实施“民考官”，并委托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实施，形成了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但青岛市却一直未有立法准备，因而其法制化程度明显低于同样有长期实践经验，但有明确法制化准备和立法规划的福建省和杭州市。
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展望
基于前文所述，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源于自发性探索，但其发展受到党中央执政理念变化和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双重影响，目前也呈现出趋同化的趋势。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机构专业化和技术规范化。杭州市政府绩效评估历经15年的发展，目前已设立了独立的政府绩效管理机构，使得杭州市的政府绩效管理在专业性、持续性以及社会认可度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此外，监察部制定政府绩效管理的指导性意见和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规范政府绩效评估技术和方法，将进一步推动绩效评估技术的规范化和统一化发展。二是多元化主体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不是封闭的政府内部考核系统，而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以此完成政府绩效的科学测量和有效提升，实现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目前，五种政府绩效管理模式中，评价主体都引入了政府外部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包括公众、专家学者、第三方评价机构等，不仅增加了政府的透明度，促进政府行政责任的实现，而且为政府不断提升绩效能力，有效提高行政服务水平，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信息源。因此，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政府绩效管理，必将是未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趋势。三是法制化的发展路径。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需要法制化的保障、在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要求下政府绩效管理中行政权力行使需要法律的约束、民主法治建设要求政府绩效信息公开成为法定性要求，以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落实。此外，我国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在理论基础准备、中央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法制化实践探索和国外法制化经验四个方面，都已具有实践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