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存在抑制作用。
根据最终控制人级别的不同，国企可以分为中央国企（以下简称央企）和地方国企，两类国企中的高管在薪酬结构、受政府干预程度以及面临的竞争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地方国企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低于央企，且更多涉及竞争性行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受到政府薪酬管制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地方国企高管倾向于攫取货币收益。此外，地方国企高管行政级别较低，职务上的晋升所带来的相关利益也相对较低，因此晋升激励对地方国企高管的激励效果相对较弱。央企高管更多地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监督，获得高额的货币薪酬的成本较高，加之社会舆论的压力，央企高管更倾向于在职消费等隐性薪酬[22]，但是，行政级别本来就较高的央企高管因政治晋升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要高于隐性薪酬本身，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多的在职消费等隐性薪酬，因此央企高管有着更强的动机抑制在职消费而谋求政治晋升。
因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H2：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央企中更加明显，地方国企相对较弱。
处于不同市场化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的国企，其高管的行为倾向存在差异。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的国企，政府的干预力度就越强，在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方面，企业就会越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倾斜，从而导致企业更加倾向于满足政府的要求，晋升激励强度会更大。与之相反，处于行业竞争程度高的国企，薪酬契约等方面更能体现高管的市场价值，且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较低，使得国企高管更加倾向于获取货币薪酬，薪酬激励的效果相对较强，从而使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弱化。
因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H3：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为了证实假设正确与否，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验证，同时，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设计与结果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国有上市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4年的公司相关数据；其中主要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公司治理结构的数据来源于锐思（RESSET）数据库。为了尽量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公司；（2）剔除ST、*ST的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极端值，进行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该数据通过Excel2007进行基本处理，回归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3.0。
（二）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1.晋升激励。本文将晋升定义为国企高管被调任到政府部门和其他性质的单位，将国企高管定位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由于我国国企特殊的考核与任命机制决定的，高管往往由政府的组织部门任命，因此，政治晋升往往集中在治理层，而国企中低层的职务晋升更具一般性，与本文所探讨的政治晋升的相关性较弱。
有的研究通过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来测量晋升激励的强度，但在“限薪令”的背景下，薪酬激励的作用在不断被弱化，因此，通过薪酬差距测度晋升激励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学者使用是否实现晋升表示晋升激励，但这种方法一般用作被解释变量，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到高管的晋升，因此这种方法不适合于本文的研究；有的研究通过政治生涯年限来测量晋升激励强度，即剩余任职年限与晋升激励正相关，但这个指标的噪音较大，此外，晋升激励作为一种隐性激励契约，更多地表现了高管的心理预期，该指标在绝对层面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没有选取这一指标。
为了克服以上晋升激励测度指标的缺陷并有利于研究，本文没有用具体的变量来测量晋升激励，而是通过观察事件发生引起的晋升激励强度的变化来研究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2009年的“限薪令”是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机会。本文采用DID方法，观察在薪酬管制这一事件的冲击下，国企高管行为方式的变化。在自然实验中，观察组为国企，对照组为非国企。具体的思路是，将数据区分为：（1）国企和非国企样本（State），当样本为国企时，Stat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将样本区分为两个时期（Reform），2009年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在职消费。关于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有很多种测量方法，如管理费用率、销售管理费用率等。本文采用陈冬华等（2005）[12]的方法测量在职消费，即采用高管在职消费与那些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超额在职消费。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模型（1）：
其中Perks表示高管的在职消费，等于管理费用减去董事、监事及高管的薪酬，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及无形资产摊销等不属于在职消费的项目；PPE为本期固定资产净值；Inven为本期存货总额；LnEmp为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ΔSale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Assets为上期期末总资产，该模型通过残差表示超额在职消费Abperks。
3.调节变量。为进一步研究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本文加入调节变量，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度量国企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用Center度量样本是否为央企，若为央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控制变量。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可能影响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变量，具体包括：管理费用率（Adm）、高管持股量（Stock）、年末现金持有量（Cash）、自由现金流量（FCF）、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率（ROA）、成长性（TobinQ）、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独立董事人数（Indep），Year和Ind表明本研究对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表1变量含义解释
以上变量的具体含义及计算公式见表1。
（三）DID模型
本文将采用模型（2）～（4）验证提出的假设。为便于理解，文中所涉及的控制变量统一用Ctrl表示。
1.高管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