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模型（1）得出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数额，并将其用于模型（2）中，通过该模型检验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相关关系。
2.国企按控制层级分类对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调节作用模型：
在该模型中加入了按照国企控制层级分类的调节变量Center用以验证H2。
3.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调节作用模型：
在该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HHI以验证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调节作用以证实H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通过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超额在职消费在-9.4466～2.9741，初步说明国企的在职消费问题在国企高管之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初步解释了本文的假设。但也应看到，在职消费的波动较大，表明在不同企业间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解释变量为基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分组，并进行组别间的均值差检验（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发现，2009年之后国企样本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有所下降，而非国企样本反而上升，这说明在“限薪令”和晋升激励的双重作用下，抑制了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初步验证了H1。
2.回归结果分析。当控制影响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相关因素之后，对高管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
国企高管为了谋求晋升减少了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有意识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为实现晋升奠定基础，验证了H1。从混合回归的角度看，这一交互项（Reform×State）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为-0.007，这表明在2009年薪酬管制后的国企中，晋升激励每上升一个单位，在职消费就会下降0.7%。在逐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仍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年度固定效应为例，薪酬管制后，晋升激励每提高一个单位，在职消费会下降0.5%。这说明对薪酬管制后的国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超额在职消费的分组均值及检验
通过对国企按照最终控制人进行划分，发现央企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现象弱于地方国企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反映了央企高管受到“限薪令”的约束更加明显，转而更多地寻求晋升激励，减少了在职消费。从混合回归的角度看，交互项（Reform×State）的结果为-0.012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于国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强度每提高1%，在职消费水平下降1.2%，这与H1的结果相印证。交互项（Reform×State×Center）的结果为-0.009，这说明对于薪酬管制后的央企高管而言，其晋升激励强度每提高1%，在职消费下降0.9%，在模型中逐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结果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限薪令”的作用在央企高于地方国企，对央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相比于地方国企高管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H2。
在模型中加入了调节变量HHI之后，其交互项都与超额在职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HHI越大的行业，晋升激励的效果越明显，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减弱，验证了H3。具体到混合回归的结果而言，交互项（Reform×State×HHI）的结果为-0.038，这反映了对于薪酬管制后的国企而言，行业竞争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职消费会下降3.8%，这表明行业竞争程度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逐步加入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该相关关系没有明显改变，表明结果的稳健性，再次验证了H3。
五、稳健性检验
晋升激励会影响到高管的在职消费，同样，在职消费也会影响到高管谋求晋升的动机，如果不能消除这种因反向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将会对结果的稳健性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采取了变量替换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变量替换法中，本文采用销售管理费用率测度在职消费；在PSM方法中，将样本划分为国企和非国企，并在样本中进行匹配，完成稳健性检验。
通过变量替换以及重新选择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一致，保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在“限薪令”实施的背景下，国企高管的薪酬激励效果不断减弱，以晋升激励和在职消费为主的隐性激励措施成为国企高管的主要选择。对国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相比于在职消费具有更强的激励效果，高管为了实现晋升，会有意识地抑制在职消费行为，从而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对于处于不同层级的国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这种关系对央企高管更加明显，而对于地方国企高管相对较弱；行业竞争程度对于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结论具有一定启示性。首先，为了合理的利用晋升激励，政府在对国企高管进行选拔时，要合理地制定考核标准，正确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并与其他激励方式配合发挥作用，避免“晋升激励扭曲”现象的出现；其次，要推进国企的分类管理改革，强化国企的市场化程度，区分正常的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减少晋升过程中的“关系晋升”；最后，各级国资委要做好国有资产“守门人”的工作，加强对国企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