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泰国的主要任务是作为英方的翻译，但也曾经单独同中方官员进行谈判，并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李泰国在上海担任税务司之缘故，中方官员曾奢望其会帮助中国降低英方要求，但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嚣张跋扈，使中方官员的想法灰飞烟灭。即使如此，在上海税则谈判中，中方还是没有放弃利用李泰国，但事实证明，李泰国始终为英国利益服务。可以说，李泰国是作为英国侵略者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其各种活动都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而且这种侵略行径是没有任何遮掩的。
[关键词]李泰国；额尔金；桂良；《天津条约》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90-06
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1842年来华。1855年6月1日，李泰国由上海英国领事馆代理副领事成为上海海关英国税务司，开始了在中国海关的经历，后成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直到1863年被免职。1858年4月1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amesBruceElgin）写信给李泰国，让其陪同前往天津，进行中英修约谈判[1]（p.134）。额尔金之所以看重李泰国，一方面是因为他熟知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并熟练掌握汉语；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完全熟悉海关体制[1]（p.134）。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参加有关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一是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的谈判。
一、李泰国与中英《天津条约》
1858年4月中旬，额尔金到达天津白河口，并于4月24日致函直隶总督谭廷襄，要求其将自己写给文华殿大学士裕诚的快件转交。额尔金在快件中称，准备在大沽与由皇帝授权的大臣会谈[1]（pp.139-140）。4月30日，谭廷襄回函称，已将额尔金函转交，并奉旨为钦差大臣，会同仓场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负责与额尔金谈判[1]（p.148）。同日，额尔金函询谭廷襄，是否被皇帝授予相应的权利，能够独立谈判，便宜行事。谭廷襄据此邀请额尔金于5月1日进行会晤，但由于谭廷襄并未回答额尔金的问题，额尔金拒绝与之会晤。5月6日，额尔金命李泰国与英方翻译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向谭廷襄面递信函一封[2]（p.277），该函要求谭廷襄在6日内取得与1842年耆英、伊里布同璞鼎查会谈时相同的便宜行事之。但清政府拒绝了额尔金的这一要求。随即额尔金于5月20日，先是要求谭廷襄交出大沽炮台不果，继而让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于1858年5月28日谕令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赴天津海口办理修约事宜。但是，额尔金仍坚持清政府所派之员具有全权便宜行事之权。5月31日，额尔金派人送交谭廷襄其给裕诚的照会，告知此意，如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后果自负[3]（p.315）。6月1日，清政府不得不颁布上谕，赋予桂良与花沙纳便宜行事之权[2]（p.360）。6月2日，桂良与花沙纳到达天津，并于6月4日与额尔金会晤[2]（p.365）。6月2日，清政府起用革职已久的耆英，赏侍郎衔，派办夷务[4]（p.857）。因耆英为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之人，所以，清政府对其寄以厚望，于6月3日谕令桂良与花沙纳待耆英到津后，再与英方会谈，即日又谕所有议抚事宜，专归耆英办理[4]（p.866）。
1858年6月5日，桂良、花沙纳在照会额尔金时说：“览阅阁下政府于2月11日致大学士裕诚函中所包含各款，我们发现有几点我们不是十分清楚，特要求阁下派阁下政府的汉文副使李泰国于本月6日早晨约8点钟到我们这儿来，以为咨询并做出确切安排。据我们所知，李泰国已在上海多年，聪慧过人，汉语流利。”[1]（p.200）额尔金认为，桂良与花沙纳只有直接与某个完全熟悉两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并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人接触，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所要求的性质，或理解他们处境的严峻性。李泰国不仅在这两方面最具资格，而且曾在上海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执行海关税务司的任务时，所表现的忠诚使其有权要求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因此，额尔金同意桂良与花沙纳的要求[3]（p.334）。6月6日，李泰国如约到达后，桂良与花沙纳希望李泰国能够尽全力帮助他们。李泰国转而同中方谈判委员们商讨有关事宜，委员们要求李泰国解释额尔金于2月11日致裕诚函中的几款，但李泰国发现这几款并没有不清楚之处。当提到“如果外国公使能够到北京”一句时，李泰国告之，这是必须让与的一点，并相信目前只有指派公使永久驻京，才能够阻止再次产生误会。对此，委员卞宝书认为，皇帝绝不会同意一个外国公使驻京，没有什么可以诱使皇帝出让这一特权，如果英方坚持，就只有开战。李泰国告知，两天前一艘轮船派往南方运输军队，如果喜欢战争，英法联军将奉陪到底。卞宝书转而恳求李泰国，利用其所有影响使额尔金取消此款。李泰国称，对于此事他必须保持沉默。
卞宝书即询问英方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李泰国将英方的要求简要归纳如下：1.公使驻京；2.赔偿战争费用，以及广东的损失；3.开放长江；4.允许英国臣民在护照制度下游历全国；5.允许基督教传教；6.成立委员会搜集资料并安排新的税率；7.中国政府配合镇压海盗；8.将来所有给中国当局的公文都使用英文。李泰国补充说，除非第一条得到解决，否则谈论其他各条已无必要。李泰国认为，中国过去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于现存富强国家的无知，使其视非华人为不在文明之内的“夷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必须改正，必须从此与西方国家的习惯一致。李泰国相信，鉴于目前中国的状况，改善与列强的关系将会使中国受益匪浅，列强并不想夺取中国的领土。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会使英国成为自己的朋友，也就不必害怕其他列强。
卞宝书重复前面所说，皇帝宁愿战争，也不会同意公使驻京。李泰国答称最好尝试战争，但可以肯定皇帝最后会屈服，与其等到将来都城充满外国军队，还不如现在屈服。随后，李泰国要求与桂良本人，就公使驻京问题进行商谈。桂良希望知道，如果允许英国公使驻京，是否有必要接受其他三列强的公使。李泰国认为，有此必要，并认为多个公使比仅仅允许一个公使驻京好。卞宝书请李泰国认真考虑此点，还建议英国公使和他的随从除重大场合，平时穿戴中国服饰，以免惊吓国人，并请求李泰国也认真考虑此点。对此，李泰国强忍捧腹，答应照办。最后卞宝书要求李泰国第二天12点再来拜访。李泰国临行前，卞宝书和同僚保证，他们信任李泰国的友好感情[1]（pp.201-203）。对于此次会晤，桂良在奏折中说：“二十五日遣该国汉文副使李泰国前来，声言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经委员等开导再三，志在必行，万难转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