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出发，探讨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发生的时空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空间背景。时空互动下，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时间；空间；海防；塞防
尹全海（１９６３—），男，河南遂平人，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河南信阳，４６４００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对历史的定义，尽管有歧义，但都承认：自人类产生以来，历史就是人类在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空间中活动的总体。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存在和演进的基本载体，而且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以分割的；研究历史就是考察人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活动。至于我们说的断代史和国别史，并非历史的本来，而是后人为研究方便起见而设定的研究坐标。
中国历史，就其时间意义而言，设定为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在空间意义上，历经中国之中国史、亚洲之中国史和世界之中国史三个阶段。研究中国历史，无论是时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还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国之中国史、亚洲之中国史和世界之中国史，都存在时间的连续性与空间的交互性问题。即使在“中国之中国”之时代，研究疆域辽阔的中国历史，忽略空间因素就无法把握区域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如游牧区对农耕区的影响、边疆对腹地的影响等。在“亚洲之中国”之时代，中国影响亚洲，亚洲亦影响中国，此时的中国历史，既是亚洲的中国历史，也是中国的亚洲历史。进入“世界之中国”之时代，即近代中国史，“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1]中国历史已融入世界历史中，彼此激荡，息息相关。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如梁启超、罗家伦、蒋廷黼、陈恭禄、郭廷以等，都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交互性，并将其视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如罗家伦先生所言：“近代史的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阶段。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论，不是说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不问过去的一切；就历史的交互性而论，则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2]遗憾的是，开拓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内地长期中断，导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日趋缩小，学科体系受到挑战，近代史被边缘化。为摆脱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困境，章开沅先生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上下延伸，横向会通，走出中国近代史”。[3]其中，“上下延伸”的实质就是历史的连续性，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就是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近代史”的核心仍然是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承续先贤之高论。
１８７１年沙俄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清朝西北重镇伊犁；正当清政府大军西征，收复新疆之时，１８７４年日本以台湾生番杀人为借口，出兵台湾。“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清王朝面临来自陆海防务的双重威胁，内部发生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起因于“伊犁事件”和“台湾事件”之重合，看似“偶然事件”，实质是时空互动的必然结果。时间上表现为：近代以来，中国地缘环境经过长时段演进（从陆权国家变成陆海复合国家），最终形成的地缘政治弱点（地缘战略上的两难选择）在一个具体“事件”上的集中体现；空间上则表现为：它是全球范围内欧洲对亚洲的支配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的产物。本文即以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之时空背景为例，探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二、时间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及其地缘政治特征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缘于对国家安全防御方向的不同判断。根据国家陆海分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陆权国家（或内陆国家）只有单一的塞防问题；海洋国家只有单一的海防问题；只有近代陆海复合国家才会面临海防与塞防并存的问题。据此，我们认为：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
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部分组成；其演进与变迁包括相对稳定的自然因素和因全球及周边国家或国家集团兴衰而引起的人文因素两部分。其中自然环境的演进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时段进程。中国自然环境之演进也不例外。中国自古雄居东亚，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北部陆疆，开阔而漫长，缺少天然屏障，即使拥有最原始的进攻武器，亦可长驱南下。所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很早就开始承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周而复始的侵扰。与此同时，由于航海技术落后和海洋知识的贫乏，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十分有限，海洋对交通的隔绝作用大于联络作用，对于国家安全而言，东南万里海疆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海上长城”。１９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没有遇到来自海洋方向的对中国主权产生影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塞防而没有真正的海防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海防与塞防之争论。长期的地缘政治实践，中国由此形成了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观：一方面，面对来自北部陆疆的安全威胁，防御也主要集中于此，自先秦至明朝两千多年，历代中原王朝不惜耗尽国力修筑长城，以此扩张地理屏障，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另一方面，由于农耕文明对海洋的畏惧，其安全空间和生存空间的开拓也主要在陆疆，比如，从张骞到左宗棠持续两千多年对西域的经营。随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航行不仅打破了世界文明之间的孤立状态，使各文明之间大规模直接交往成为可能，而且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多了一个方向。中国单纯陆上防御的时代由此结束。１５１５年葡萄牙人在东南沿海出现，导致中国海疆屏障出现破裂，可以看作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国家演进之始点。三百多年后，１８４０年英国人跨洋越海，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海疆大门，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口岸都是清王朝的海疆门户和海防前线。“中国海疆从此进入了恶浪汹涌、警报迭起的时代”，[4]中国地缘政治特征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东南海疆“重洋之险”而今成为外敌入侵的主要方向，中国从此成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