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武生“行当”，推动豫剧发展

　摘要：“行当”是戏曲艺术对现实生活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在舞台上的高度提炼和划分。“行当”齐全是一个剧种发展是否成熟完整的标志之一。以京剧为例，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艺术传承经久不衰，跃居“国剧”、“国粹”的翘首地位，与其有着规范完整的舞台表演体系和执行标准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规范是以严格的“行当”划分为基础的，“行当”的形成又需要大量以该“行当”为主的剧目及表演艺术家来作为支撑。 
　　关键词：历史路径 影响因素 形式阻碍 
　　豫剧舞台上所能呈现出的演出剧目，大多以旦角为主，生、丑、净剧目比例很少，尤其是“生行”中武生剧目更是难得一见，即使偶然得见，也大多是模仿京剧而来，豫剧原汁原味的豫剧武生剧目几乎绝迹，武生表演艺术家更是难寻踪迹。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现状呢？这种现象对于豫剧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分开来说。 
　　一、豫剧走过以“单一技法”到“综合表演”的历史路径 
　　豫剧最初起源于民间乡野，文献资料很少，发现有记载的豫剧活动的最早记录是在清乾隆（1745年）编修的《杞县志》上。 
　　据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豫剧老艺人回忆，在他们青少年时代学戏时，老师们曾对他们说，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一带地区，明清时期就流行着“河南讴”（河南梆子，直到清末民初，还有人称河南梆子为河南讴）。“讴”即歌唱。由此可见最初豫剧形成之初就是以唱为主，这很符合当今豫剧舞台特点。但随后的发展表明，豫剧越来越走向“综合性”发展，有了特定的舞台、道具‘行当和演出剧目。这是一个有初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过程。据传，在20世纪30年代前，豫剧的行当划分相当工整，比如演关公戏的只能是大红脸扮演关公，二红脸主演赵匡胤、康茂才、秦琼等一类人物，后来就不那么认真了，只要是红脸应工的角色，大小（二）红脸都可以扮演。但是在一个戏里各行当的演员，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却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规定。 
　　豫剧历史上涌现出了很多著名武生演员，如有“杞县三亭”之称的刘金亭。陈素真在回忆录《情系舞台》中这样写道：刘金亭先生是杞县三大名角中最负盛名的红武生。他扮相好、风度好、功夫好、表演好，样样都好，样样都超过开封那几位红武生。他的拿手戏很多，如《反五关》、《闻太师归天》、《黄天化之死》、《前后楚国》、《长坂坡》、《黄鹤楼》、《截江》、《打西凉》、《对金瓜》这些全是他的绝活。他台上的一举一动都干净利落，风度潇洒。 
　　还有徐文德，杞县高阳集人。小时入杞县六班拜张万青为师。出科后，在豫东、郑州、开封等地搭班，不到20岁即在观众中享有声誉。据说，他虽然身材瘦小，但扮演元帅、大将、绿林好汉等角色，同样给人以威武雄壮、气度不凡的印象。如他表演的“滚身”，出枪和滚身后两次伏身都很低，紧接着凌空窜起，空中打响“外摆莲”，落地亮相，使人感到既“帅”有“漂”，不同凡响。他的代表剧目如《黄鹤楼》、《前后楚国》、《翠屏山》等。同时期的武生演员还有曹彦章、彭海豹、王忠启等。 
　　由此可见，豫剧武生行当在历史上是有过繁荣和发展的，而且已经形成极具豫剧特色的表演程式和剧目，但后来的发展表明豫剧武生行在豫剧舞台上越来越被边缘化，以致目前舞台上很难见到纯粹的豫剧武生剧目的演出。可以说，豫剧最初就是以唱为主要表演形式的，但这种单一的表演不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进而走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即“综合性发展”，丰富表演形式及内容。但是，豫剧发展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是受各种因素制约的，总体来说有两种因素：一是内在因素。内在因素是指豫剧艺术本身缺少规范的教学演出的理论体系，大多是豫剧艺术从业者文化程度不高，缺少必要的理论指导。很多时候的他们的演出教学全凭经验，很难将自己的艺术表演上升到理论高度。二是外部因素。所谓外部因素，豫剧土生土长的河南戏，河南地区在我国近代历史中一直处于相对贫困落后的境况之中，老百姓文化程度偏低，自然对豫剧欣赏要求“不高”，演出团体更是以糊口混饭为首要目标，文戏以唱为主，对舞台道具条舞台环境件要求不高，而武戏不仅对舞台道具有较多的要求，而且武戏剧目通常用的演员也更多，这将大幅度增加戏班的开支，所以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豫剧发展越来越倾向于以唱为主的这种单一的发展方向。 
　　二、单一的表演形式阻碍豫剧的发展 
　　一个剧种的发展，是要强大的艺术积淀的，这种艺术积淀不是说历史久远就就行的。就如一个50岁的人不一定就有一个20岁的人成就更高是一个道理的。现代信息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方式越来越个性化，人们对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元化。豫剧如何还继续走自己只重“唱念”不“做打”的单一发展道路，必然是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