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设立主体，我们通常看到政府作为党和国家意志代言人所传递、传输、传达给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信息和指令行为，例如，党和国家的意志通过党的文件和政府文件形式、政策表现出来，通过行政部门的领导直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的管理和指导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式的影响，如果从另一种思维看，政府传达政策信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行为过程，这种行为表现因为进入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令其行为具有了思想政治教育性，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性由于政府行为本身带有行政色彩，人们执行了这种行政管理，是管理需要，但未必能从思想系统完全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出现的排斥性，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什么会不喜欢？原因是多方面的，课程的设计，课程的内容，授课教师自身的理论修养和魅力等，但这当中都有行政式的执行，而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选择性和系统自身的调整。这种选择性和调整也就是现代社会系统理论之父尼可拉斯.鲁曼所说的系统的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鲁曼认为，“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系统各功能运作的一再分化，并直接导致分化出来的各功能系统，在其自身进行沟通的范围内，进行自我参照。”［13］鲁曼一再强调环境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虽然由于社会发展，分化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但是，系统本身还缺乏内在的与外在的有效沟通，例如，给予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一定的自主权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都乐于接受的实践方式。
研究政府行为，不仅是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行为传达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性，还包括其在整个社会管理行为过程中呈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面，因为政府的施政行为，不仅仅关涉国家大事，如国家外交、国际关系等宏观层面的，更多的是政府关涉民众普通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方面的“琐事”所呈现出的政府行为的思想政治教育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更贴近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根本性理解，民众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亦即国家对民众的争取。
三、政府行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通常对政府的分析是基于伦理人的前提假设，认为政府是社会共同利益，社会公意的代表，但是，“忽略了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必然有自己的利益”［14］，因此其行为必然带有自利性。政府行为作为政府施政和治理的活动是对政策执行的过程（这里指已经制定的政策，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身也是属于政府行为的一种），在这一过程的实际发生中政府行为与政策之间，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各级政府行为、以及具体执行公务人员行为之间，出现因各自具有的利益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学界有通过博弈论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因此，政府的政策与其行为会在执行中出现偏差，这种偏差是基于政府自利性考虑产生的，会导致政府行为既有示范行为，为百姓称道，产生正向思想政治教育效应，又有失范行为，出现偏差和背离，无形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向效应。
政府行为与政策之间理论上应是一种完美的执行关系，但是由于政府是一个组织，由人组成，无形中就会出现偏差。卢梭在论证政府时，提出了行政官的概念。他认为，政府是在臣民与主权者［15］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每个个体的人都是臣民，臣民集合起来就是共同体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运用就是政府或最高行政，而负责这种行政的个人或团体称之为“君主或行政官”［16］。这样，政府行为和行政官的行为区分开来。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用众意和公意说明。卢梭认为，公意不同于众意，众意是一个个个体的意志的集合，而公意是全体意志的集合，他指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 ［17］政府代表的是公意，而行政官与政府并不完全一致，代表的是行政官个人或行政官集体的意志，而不是全体人民意志的“公意”，这样就产生了政府行为与政策之间博弈的可能。行政官为了 “众意”，可能会在政策的执行中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侵犯公众的“公意”。这就出现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格局。
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区域利益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中央政府是国家的利益代表者，地方政府是区域利益的代表者，两者之间的法定权利格局和调试互动关系，构成了中央和地方关系［18］。因此，中央政府行为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意志对整个国家进行治理和施政的活动，是公意的表达。中央政府将这种意志通过政策的形式传达到各级地方政府，开展治理和施政活动。地方各级政府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指令实现这种治理过程。在这种过程的实现中，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也就导致存在着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不少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失范的成果指出，地方利益、地方保护等因素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如有研究者指出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但地方政府本身又是由各种机构与政府官员所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其官员，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行为目标。” ［19］这种博弈导致民众利益的损害，例如，在地方土地征收、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未能很好执行国家的相关征迁政策，而引发拆迁过程中的群体事件，自杀事件、上访事件等，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这便是地方政府行为失范所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