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顾名思义理应是追求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具有尽可能广泛的普适性，应该适用于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包括工、农、军人、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设的初期，它是具有这样的意境的，因此在内容体系的架构上，能够充分借鉴和参考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反映军队、企业、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的成果与资料。但后来情况出现了一定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仿佛变得越来越追求特殊性或个别性，变得主要是关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固然值得高度重视，但一门学科的主干课程如果仅仅考虑到满足自身成员的需要而不同时充分考虑满足社会其他更多成员的需要，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就可能逐步流失。
还应该看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基本范畴研究的成果还不够彰显，范畴研究的水平也亟待提升，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界定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就以“思想”这一基本概念来说，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思想就是人脑对客观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实际上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打比方认为人的意识就像“照相机”一样，实际上，照相机只能照射它面对的外界客体，它永远不可能把自身照下来。而人脑不是照相机，它不仅能将自己面对的外界客体照摄下来，更能反映自身的状况，即存在着意识与自我意识。因此，思想应该是人脑对客观外界和主观状况或自我意识的反映。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从而提出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由于我们认识到的思想对象看不到主观世界，所以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中，“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三、原先的有些理论基础或理论支撑点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已显得不周全
1.对灌输理论的理解不完整，导致产生将灌输看成是“硬灌输”“填鸭式”，从而产生明显的逆反心态
在无产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时，灌输对于教会工人阶级自我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但要看到，一方面，当工人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后，尤其是在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自觉自为的阶级，就一个阶级的整体而言，那种从外部进行灌输的必要性基本流逝了。另一方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既是信源的接收者，又是新信源的发布者，自主选择的空间和自主权越来越大，使得外部灌输的边界条件和操作条件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此外，一些重要的教育领域如道德教育领域已出现了“去灌输化”的走势，势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产生挤压作用。在这种基础上，重温恩格斯当年强调的反对“硬灌输”的思想，无疑是对灌输理论的一种完整理解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灌输理论并不具有普适的意义，针对不同的对象，可能有些适宜灌输，有的不能灌输，还有的则不能硬灌输。
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欧美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人运动的主要特征所做的不同评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所谓灌输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所做的大量研究和分析是以英国作为例证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认为，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尽管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同，但马克思认为它所反映的规律是普遍的，“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
随着社会变化和工业进展，工人阶级运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各国工人运动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影响，从而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马克思在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经分析道：“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改革宪章运动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3]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队伍状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在“经济关系趋于平衡”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队伍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得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工人阶级中继续有“重新觉醒”的成员，他们成立了新工联。他们是一些所谓“没有技术的”工人，而那些老工联是一些“有技术的”工人。“新工联则是在雇用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他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直觉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5]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希望寄托在新工联身上。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时认为新工联会犯错误，但恩格斯坚信，只要他们能够在犯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前进，那么，“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6]鉴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复杂，老工联和新工联性质有异，对那些已沦为“工人贵族”的有技术的工人，不可能再施用灌输。而对于新工联，又要看到它们不大重视理论而十分重视经验的特点，因此更多指望他们“在犯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前进”。也就是说，外部的理论灌输很难一时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