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状，黑暗如同一个铁屋子，找不到一个出入口，面对周围的“铜墙铁壁”，有一种使不出力量的无可奈何，不知身陷囹圄的夏瑜徒叹“可怜”，是否真的只是止于针对牢头阿义而发。
四
夏瑜——陷于“囚徒困境”的革命者。
大家都知道，夏瑜的原型是秋瑾。1911年，坊间曾出现过一部以秋瑾生平为题材的小说《六月雪》，作者署名“静观子”。在“静观子”的笔下，秋瑾根本不是革命家，她的死被写成了是绍兴太守为图自己升官而制造的一起冤案。（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药》）时隔八年之后的《药》（1919年5月发表），纠正了《六月雪》中对于著名女先烈的歪曲，还原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革命志士的精神风貌。
虽然鲁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高，就像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入京和北上》记载的：“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曾经使鲁迅十分激动与兴奋，不仅组织群众开大会、发传单、成立讲演队到四乡宣传，还带领过学生武装上街巡逻，以此抵御败退的清兵进城骚扰。不久，与鲁迅相识的同盟会员（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鲁迅于1908年加入光复会）王金发率领部队进入绍兴，自任绍兴军政府都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委任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其后，鲁迅又出任《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由于王金发进绍兴以后，“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以致人们觉得“情形还是不行……”（《朝花夕拾·范爱农》）但是鲁迅对于先驱者们的英雄作为还是十分敬仰的：“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孙中山逝世的日子），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鲁迅对于故乡的先贤，怀有一种别样的崇敬之感：“鲁迅籍隶会稽，对于乡邦文献，也是很留意的。鲁迅撰集先贤的逸文，足供后人瞻仰景行，所刊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便是一个例子。”（《亡友鲁迅印象记·入京和北上》）所以对于同样是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的同乡秋瑾，抱有敬佩之心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是一次打破现状和安于现状的博弈：现有的秩序打破了，安于现状自然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于是打破现状变成了安于现状的恐惧，必然就有了现有秩序不被打破的阻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矛盾（本是为了解放民众的利益却不为民众所理解），在夏瑜这个人物形象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夏瑜因为一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话，便被众人认为是不可理喻的人。在康大叔嘴里是“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在牢头红眼睛阿义的眼中是“还要老虎头上瘙痒”，在茶客们想来，夏瑜俨然是一个疯子，就是他的母亲夏四奶奶尽管认为儿子的死是冤枉的，但毕竟是做了大逆不道的事，觉得有些羞愧，当然在家族长辈夏三爷看来，夏瑜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引来满门抄斩的危险，不如先告官，免得殃及家族的利益。由此看来，夏瑜面对的（无论是家人还是乡亲，更不用说是政府的鹰犬了）全是不理解或反对他的人，他就像是遇见了鬼打墙，竟不能朝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一步：个人的理性引来了周遭人的非理性，清醒的人因为自己的清醒作茧自缚。对于革命者的死：“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当然如有若干人痛惜，革命者的牺牲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是夏瑜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的暗示。
五
华老栓，作为一个劳动群众，原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但他的愚昧麻木，又成了横亘在革命面前的绊脚石；康大叔，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同样也成了华老栓们的“救星”；茶客和看客，并没有对自己是“奴隶”而有摆脱的欲望，反而安于现状，并将要改变这样的现状的人视如寇仇；夏瑜的革命本是要拯救被欺压、被凌辱的人们，然而他的一腔热血却被那些人当作“良药”理所当然地吃了。
如此看来，《药》中的人物，都是一个悖论，这也是作者的迷惘所在：此时的鲁迅，自己也不知道解救中华民族的“药”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药》这篇小说里，看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黑暗一面以及中国人性的丑恶一面。然而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并不表明鲁迅对中华民族的绝望，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与鲁迅自己思想的变化，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