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生命后期，他对于民众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这和曾经一同是“寻路的人”的其弟周作人有了根本的不同。抗战之前，周作人发出了“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中华民族“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是一个“亡有余辜”的“堕落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一系列愤激之辞，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引自李景彬《鲁迅周作人比较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而鲁迅在此时的一系列文章和谈话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评价则趋于积极和正面：“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934年《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同年7月5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反映了鲁迅对于民众力量的新的认识：他们已经不再是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苟且者，而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934年9月5日《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当中，既有知识阶级，更有广大的劳动阶级。“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1934年10月23日《且介亭杂文·运命》）不管“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是不是鲁迅开出的医治国人的药方，但从鲁迅的这些言辞中，则完全显示了鲁迅对于中国前景的乐观，这种乐观基于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全新的认识，假使鲁迅这时再来写《药》，会不会是另有一番样子呢？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