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一直是教育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由此许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我国职业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教育分层。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无论在构建体系、内容、方法上，还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和开发模式选择上都还有待研究和改进。本文在归纳总结国内外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基础上，探讨了此命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经济发展；中国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国内外关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其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通过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很多指标中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最大的是中等技术人员的数量，由此得出了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结论（HarbisonandMyer，1964）。此后丹尼森（Denison）又参考了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次核算，最后得出美国人均劳动收入的增长中教育贡献率达23%。BeltonFleisher（2008）建立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是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关于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傅志明等（2005）通过研究认为我国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层级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占51.69%。李涛等（2007）研究重庆1992—2005年职业教育投资与永川市GDP值，分析得出职业教育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9.98%。王建华等（2008）利用1985—2005年样本数据，发现陕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重要作用。杨一等（2008）通过对北川羌族自治县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各方面关系的研究发现，在经济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对促进县域经济总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李长惠等（2008）通过对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测算出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2.14%。米红等（2009）通过对中等职业教育和厦门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与第三产业的相关性最高，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应重点预测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主动参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李汝等（2009）通过建立江苏省南通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外溢效应模型，得出南通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南通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论。郭新华等（2010）利用1985—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测算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7%，并证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推动作用。王兆刚等（2010）通过灰色系统理论讨论了中等以上各类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发现与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性最大的是第三产业GDP增长率，说明中等职业教育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最大。周宏等（2012）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18.92%，东、中、西部地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17.62%、11.82%、14.86%。虽然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但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纷纷制定政策，促进其发展壮大。
2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综合上述已有的研究来看，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显著的。虽然中等职业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一直都存在，并在动态中寻求着“平衡”。目前，国际国内学者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论述了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测算出这种影响的弹性系数有多大，这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参考价值，但从中我们也可以分析出目前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这个命题更加完善化、系统化、全面化。
首先，我认为在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问题中，指标的选取不统一，存在着一些不规范、不合理的因素。由于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个系统，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对信息处理的高要求，导致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多到多的“灰映射”，常规的统计方法很难体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在用什么指标衡量中等职业教育上，学者们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另有数据的选取，统计方法的运用，样本的选择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导致这个命题的研究显得有些分散和不规范，降低了其说服力和科学性。比如王兆刚等在研究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以“各类教育的国家财政性经费增长率的灰色关联度与GDP增长率”作为变量进行研究；李长惠等在研究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时，同样运用到了“平均关联度”，但他还选取了“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占公共财政开支百分率”、“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年增长率”等15个指标体系来描述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状况；郭新华等在研究1985—2007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用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数”作为教育规模的指标，用“去除CPI影响的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研究二者的关系；杨一在研究北川羌族自治县中等职业教育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时，选取“人均GDP”和“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周宏、李汝进行此类研究时，选取的变量则是“教育资源（资金）投入”与“GDP”。从上述可以看出，在选取指标时，至少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影响无法衡量，所以用“灰色关联度”来代替；另一种倾向于用“在校生人数”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衡量变量；最后一种用“教育资源投入”来衡量中等职业教育。指标选取的复杂性，令读者把不住中等职业教育的“脉搏”。也许，又有人会想，中等职业教育有些投入是可以计量的，但有些影响是无法计量的，这也会给指标的选取带来一定阻碍。
其次，中等职业教育的区域发展和专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的研究比较少，研究角度尚不全面。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中等职业教育进行不同方面的研究，从而从不同方面说明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如从不同区域、不同专业间、不同教育投入的角度对中等职业教育进行不同研究，但是就目前来说，这方面研究不多，还有待扩展。周宏等在研究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分别测算出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其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7.62%、11.82%和14.86%，这说明我国不同地域之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对当地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这样的研究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既然从这个结果中知道了东、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差异性，我们为何不在此基础上继续延伸下去，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呢？比如在此基础上研究东、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差异原因，在政策上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减小这种差距，逐渐消除区域间的不平衡等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见解或者思路，仅供参考。这也间接说明，目前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角度尚不全面、不系统，还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我国在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比较缺乏。王贤在对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的适应性问题探讨时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我国农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较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太高，应该适当减少。作者指出，中等职业教育农产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农业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能，使农产专业的毕业生“人尽其才”。第二，中等职业教育服务类专业人才仍然是主体，应该控制招生规模。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为39.4%，虽然比例较发达国家来说较低，但随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发程度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服务类专门人才仍会有较大的需求和增长空间。因此，在严格控制规模过快增长时，应防止专业设置上的“一边倒”现象，防止人才供需不匹配。第三，应稳步扩大第二产业相关专业招生规模，着力培养紧缺技术型人才。作者指出，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呈现负相关关系，比例不协调，而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就业人数会不断增多，因此需要稳步扩大第二产业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根据形势变化大力培养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紧缺技术型人才。该论文从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匹配的角度对中等职业教育及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把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分解的更加细致具体，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思路。总而言之，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研究角度有待细化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