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有第一种约束发生作用的情况下，由于进行产业调整，劳动者将在产业间进行流动，两个产业的劳动的边际生产量也将调整，直到两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劳动力的反比时，劳动流动才会停止，新的生产均衡才会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产品2的产量将减少，而产品l的产量将增加。但是，由于生产产品2的一些特殊的技能和特殊的熟练能力并不能直接地用于生产产品1，结果在产品l的增加中便会出现一些潜在的损失。这样，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也许会缩减到图2中原生产可能性曲线MEE1X之内，例如缩减成MEE2X1的形状。这种生产可能性曲线除一部分和原生产可能性曲线重合外，另一部分将在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内部，以这种生产可能性曲线为基础，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只能达到(E2，F1)，那么A国消费者所获取的效用将小于均衡(E1，F2)的水平。
当第二种约束发生作用时，由于工资收入向下刚性的作用，通过工资变动来调整劳动投入数量将是困难的，劳动者这种生产要素将不可能在产业间顺利地流动，由于工资水平被维持在一定的高度，结果较高的工资水平只能是导致更少量的劳动者被雇用，从而在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有一部分劳动者流出后将较难找到工作，出现失业问题，由于不能完全利用既存的生产要素，产品2的生产在减少的同时，产品1的生产也难以增加。如果产品1的产量没有相应地增加，那么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将在(E3，F3)处。这时A国消费者只能拥有更低的效用水平。不论是在第一种约束还是第二种约束的条件下，A国国内的经济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损失，这种损失便是调整费用。当这种损失过于巨大时，会引起一部分人对进口贸易的反感，由此导致A、B两国之间出现经济矛盾和纠纷。所以A、B两国贸易摩擦的源头在于两国间企业制度以及与企业制度相关的经济体制的差异(胡方，2001)。
三、引发贸易摩擦的制度差异的协调
(一)制度差异协调前的博弈分析
制度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贸易双方在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前的策略空间为(放弃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而且各国的效用函数只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行为，即各国效用的最大化只是自身变量的函数。从而在博弈的过程中就存在囚徒困境，我们用图3所示的模型分析如下。
给定B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的情况下，A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同样，给定A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情况下，B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而且，无论对方如何选择，一国的最优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比如，给定A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则B国最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因为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所获效用9大于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所获的效用8；若给定A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B国还是最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因为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所获效用3大于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时所获效用零。可见，不管A选择放弃本国制度还是选择固守本国制度，B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固守本国制度。同理可证，不管B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还是固守本国制度，A国的最佳战略选择也是固守本国制度，因此博弈解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的纳什均衡，即(固守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实际上，如果A、B两国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所有国家的效用即福利水平均会增加，但如若一国选择了固守本国制度，另一国就得不偿失，所以，本着极大化极小的原则，每个国家最后选择的都是固守本国制度，但是不难看出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都得不到提高。
(二)制度差异协调后的博弈分析
图4所示模型反映的是三种选择下的两国制度博弈，现在假定有一种介于放弃本国制度与固守本国制度之间的选择——双方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在此前提下进行分析。
图4矩阵中有六个效用组合：A、B两国均采取放弃本国制度；A、B两国均采取固守本国制度；A、B两国均采取制度差异协调；A国实行放弃本国制度，B国实行固守本国制度；A国采取制度差异协调，B国采取放弃本国制度；A国实行制度差异协调，B国实行固守本国制度。从社会总的效用水平，即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看，最低的是两国均实行固守本国制度，社会总福利为6；最高的是两国都实行放弃本国制度，社会总福利为16。由此可见，放弃本国制度是贸易各方追求的最优目标模式，而固守本国制度是最差的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