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缺乏可持续性，直接制约了未来农民进城和扩大土地流转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中部六省人口、自然资源禀赋差距不大，比较优势相近，以税收为主的预算收入有限，“吃饭财政”特征明显，城镇化建设资金严重依赖土地和融资平台。但这种土地财政—金融模式已难以为继。中部六省的土地出让收入增长从2010年的95%~110%降至2013年的1.6%~2.1%，增速已明显趋缓；受相关政策控制越来越严格，融资平台贷款总量已减少，仅2013年四季度融资平台贷款平均减少300~350亿元/省，占各项贷款余额之比已从2011年三季度的18%~22%降至2013年四季度的10%~12%。
3.从金融系统的效率看，地方财税基础薄弱，相关部门政策缺失，银行信贷管理未能顺应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实际，尚未建立相应的信贷操作流程和利率政策框架，导致财政—金融系统对农民进城和土地流转的信贷支持缺位。
一是从总体上看，“大一统”的信贷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农村土地流转带来金融支持的需要。当前中国信贷管理体制是一种主要面向大型企业和项目的政府主导型信贷管理模式，尽管吸收了现代金融管理经验，但兼具计划经济时代资金供给性信贷管理的“大一统”特征。如大型国有银行或按行政指令被迫放贷，或为节省信贷运行成本而围绕大项目竞相“降价”，导致大量信贷积聚政府项目和大型企业。这种信贷管理体制缺乏弹性，基层行缺乏上级授权，就无法授信开展新业务，难以适应农村土地流转带来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要。据调查，2012~2014年9月中部六省省级层面涉农银行机构尚未建立面向农村土地改革的信贷管理模式及相应的信贷管理框架，仅少数基层机构在各自摸索。
二是从操作性上看，还不适应土地流转带来新型经营体系贷款需求的实际。首先，贷款流程尚未转型。省级层面主要涉农银行机构尚未把土地经营权贷款纳入统一信贷操作流程框架，未建立专门的贷款流程和管理办法。其次，信贷管理过于讲究“一刀切”。如对超龄及非本地户籍农业经营主体资格审查较严；仅对流转期在20年以上的流入户授信，授信额度控制欠灵活性；对流入的种植大户、合作社的授信比照小额农户贷款流程执行，难以适应新型经营体系的需要。第三，期限管理与现实需求不匹配。涉农基层行发放的土地流转相关贷款期限1年的，占98%左右，而流转土地大多用于规模化特色种养，资金投入大、回报期长，存在贷款短期化与需求长期化的矛盾。第四，贷款利率定价不合理且较高。对流转土地经营大户的贷款实际利率普遍较高，迫使农户转向融资成本较高而手续简便的民间借贷。第五，适应农业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准备不足。据调查，中部除安徽省探索信托融资工具外，其它省份尚未将信托融资工具运用于土地经营权。对土地规模集约化和组织化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缺乏创新准备；农业科技、农产品开发与营销、水利等设施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也处于空白。
4.从预算监督看，由于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进程及结果缺乏监督，政府可以不受监督地追求征地补偿成本的最低与市场化出让价的最大，便捷弥补预算收支缺口；而过低的征地补助让农民陷入低保障、低就业与低消费的境地，制约农民对城镇化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影响地方财政—金融系统的良性循环。
一是对地方政府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经济进程及结果缺乏有效制度化的监督，形成“三位一体”政府运作机制，是导致地方财政—金融系统扭曲的制度性缺陷。尽管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有一定的配套措施，地方人大名义为省委省政府的同级监督机构，但实际上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自1999年起，地方一级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主任逐渐成为惯例和传统。据统计，除京沪津渝直辖市、粤藏疆等省区省委书记与人大主任分开任职外，20013年底全国24个省(区)的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占77%，这些省份的地市县也存在类似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这样，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在预算收支平衡要求下多次调整收支结构和规模，却很少启动预算调整程序，编制调整方案的也很少，也不报经人大批准，大多只是在“两会”上笼统报告事后执行情况。因此，由于地方人大对公共预算缺乏有效监督，地方政府常以“特事特办”的政治名义，随意规划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低成本征地用于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搭建政府融资平台，诱逼银行增加以财政和土地为担保的信贷投放，形成以行政权威为机制、以政治为统合手段，以土地资源为中心公司化的“三位一体”政府，偏离了原先基于企业的财政—金融系统的正常循环。
二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可以便捷追求征地补偿成本与市场化出让价间差价的最大化，以土地抵押融资进行城市建设，造成征地补偿过低，农民无法积极参与城镇化，工业用地粗放利用，经济结构转型艰难，是地方财政—金融系统的“扭曲逻辑”。政府为土地一级市场垄断者，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由政府采取征收的方式，仅承担《土地管理法》所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以及开发等较低的成本，再由“价高者得”方式出让给用地方；借助土地抵押融资，将金融绑架进来。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89万亿元，地方土地财政性收益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65%。2008年~2011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城市建设、土地收益基金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占60%~70%。
在这种机制下，必然导致对农民的征地补偿过低。由于目前法律对土地征收只规定要按照土地的原用途给予农民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而对社会保障、农民住房拆迁补偿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使农民无法主动参与工业化、城镇化并享受其发展带来的好处，反而因补偿过低、社保缺乏、就业困难等问题制约农民对土地流转和城镇化的积极性，影响地方财政—金融系统的良性循环。而且，在这种机制下，工业用地粗放浪费，土地市场价格扭曲，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采取各种返还出让收入形式，以低于开发成本或零地价招商引资，工业用地粗放低效；不断推高房地产用地的出让价格，以弥补工业用地出让的亏空，从而导致市场要素比价失调，经济结构难以转型升级。2014年2季度中国主要监测城市商业服务业、住宅和工业的地价分别6475元、5214元和722元/m2，商业服务业和住宅用地价格分别是工业用地价格的9倍和7.2倍。
5.从政策服务体系看，顶层设计优化缺位，跨部门协作难，配套政策法规缺位等问题，直接影响土地流转及其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地方财政—金融系统运行的定位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