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玉 玲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地位获得状况是判断代际社会流动开放性的重要依据。回顾了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相关成果，认为在个体主义取向上，现有研究对改革进入中期以后的地位获得趋势尚有较大分歧；在结构主义取向上，制度与非制度机制与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澄清。基于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条块分割和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的认识，文章认为具体化应该是破解地位获得研究矛盾性结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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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流动；地位获得；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5．01．０3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与初职获得”（项目编号：１０ＹＪＣ８４００２４）。
作者简介：高玉玲（１９７９-），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政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26
“地位获得”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范式。该范式的开创者布劳和邓肯，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了个人社会地位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并证实了美国社会代际流动的开放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本文将从早期的理论争论入手，分别从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视角，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后续研究提出展望。当前，在公众媒体日益关注“阶层固化”、国家日益关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公平配置的背景下，对已有文献的系统回顾将增进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状况的了解，并为进一步的分析社会机会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奠定基础。
１ 早期的理论争论
早期的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争论，第一是地位获得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以及它需要做怎样的修正；第二是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对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有何影响。
１．１ 地位获得模型的试用及修正
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最先来自国外学者。白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ｉｓｈ）利用在香港收集到的样本， 运用地位获得模型，对中国城市居民从１９３０年~１９７８年的五个代际群体是如何获得教育、职业和收入的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文化革命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等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这表明在子代教育和职业获得方面，父亲社会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以“职业获得”代替“地位获得”的布劳－邓肯模型在中国适用吗？林南和边燕杰认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职业地位为资源分配的标准不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企事业的各系统进行分配，因而研究中国人的地位获得过程，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而且不仅仅是职业地位。基于此，他们将单位地位操作化为“国有与非国有”，并运用于１９８５年在天津的调查中，结果表明，父亲单位地位的传承关系是非常强的，工作单位部门的确是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重要准则。
模型的试用与修正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有两个贡献：一是确定了转型期中国人地位获得的两个向度：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二是细化了改革前中国社会的平（均）等化特征，即平等更多的体现在同类型单位内部，不同单位间的分层状况明显，父代的影响主要通过单位地位得以传承。
１．２ 市场转型与权力维系的争论
随着改革的发轫及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地位获得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议题。倪志伟（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的市场转型论在这一议题下颇具影响力。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企业家会成为一种类似于官僚的成就指示器，与之伴随的是权力贬值假设和人力资本升值假设。然而，让市场转型论者未预计到的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干部背景的农户向上的收入流动非常明显。之后，很多研究发现也与权力贬值假设不符，于是如何理解转型经济中的再分配权力及其收入回报成为学术焦点。
市场转型论及相关争论帮我们厘清的社会事实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市场作为提升人们社会地位的机制得到认可，但在由政府推行的这场自上而下的转型中，权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尚未彻底改变。
早期研究不仅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研究开辟了两条不同路径，一条以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为关注焦点，另一条则以探讨地位获得的机制为要务。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两条路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微观的个体主义视角和宏观的结构主义视角。
２ 个体主义视角下的历史脉络与影响因素分析
与西方国家社会流动研究基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工业化的自然发展不同，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但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政策安排”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工业化的推进与中断、经济制度的确立与转型构成了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复杂背景。因而以时间为主轴，研究不同时期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与开放性状况就成为个体主义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
２．１ 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历史脉络
２０００年前后，随着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等几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收集，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这些研究以教育水平代表自致性因素，以家庭背景代表先赋性因素，分别呈现了文革、改革和改革全面推进等各时期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基本状况。
教育水平对中国人初职地位与现职地位的正向影响分别被张翼、郝大海和李春玲等人的研究成果证实。在分时段模型中，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教育水平对“单位地位”的影响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与趋势。教育水平对社会地位的全面、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说明中国人地位获得中自致性因素具有强劲影响，这为代际流动的开放性提供了基本前提。
与教育水平的一贯影响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时段是有起伏的。首先，与文革前相比，文革时期由家庭背景引发的地位获得差异最小。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职业地位获得的不平等，但在国有单位的父亲还是能增加子代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职业地位的均等化和单位地位的继承性是此时地位获得的基本特征，这与白威廉和边燕杰的早期研究一致。其次，与文革期相比，改革初期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增强的。不仅非体力劳动者家庭的子代在职业地位上的优势迅速扩大，并且与在集体单位工作的父亲相比，父亲在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国有企业单位能够增加子代进入相应单位的机会。即在改革初期，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的继承性均得到了强化。再次，与改革初期相比，改革全面推进后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却存有较大分歧。在职业地位上，郝大海等认为父亲的职业对子代职业不再具有显著影响，但高勇等认为虽然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在改革初曾略有下降，但权力与知识精英与非精英间的流动樊篱却不断生成和强化。在单位地位上，父亲的影响缩小与父亲的影响强化的结论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