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教育的影响得到认可，但由于对１９９２年后家庭背景影响地位获得的状况存有分歧，学术界对中国人代际社会流动趋势的判断也出现了三种结论：以郝大海、蔡禾为代表的持续开放论、以李春玲为代表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同时增长论和以高勇、李路路为代表的封闭性趋势论。因而，如何澄清１９９２年后中国人地位获得的走势成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期待。
２．２ 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
除了在同一模型中比较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单独研究某项社会性因素与地位获得的关系，也是个体主义视角研究地位获得的重要方面。而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的关注则是其中的重点。
与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水平是自致性因素的代表不同，在经济学中，教育水平是个体人力资本的主要标志之一。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职业地位会随人力资本的增加而提升。
国内的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上述命题，人力资本的三要素——知识（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和经验人力资本均能提高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具体到教育水平，在控制了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之后，受教育年数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子代获得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进入高收益行业和高收入组群的可能性。历时性研究结论与此相同，但又有补充，即教育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提升作用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进入中高（职业）阶层的优势人群，在改革初期是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资格拥有者，到了改革中期则是高等职业技术资格拥有者，９０年代后则是正规系列的高等教育资格拥有者。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教育同社会地位的关系，与功能主义“社会筛选遵循绩效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的观点相吻合，同时也与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水平的影响相一致。
社会资本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综合各种定义，基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给个人带来资源和机会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资本能以社会资源的形式，在个人资源之外对工具性行动产生影响。地位获得是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主题，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是此类研究的关注焦点。
对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马克·格兰诺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的贡献具有开创性。他以美国的样本研究了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获得新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了弱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弱关系及其中传递的非重复信息是工作获得的关键。然而，边燕杰通过对天津的调查发现，基于再分配经济条件的特定社会制度，特定人物获得工作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与分配工作的权威部门有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是以亲戚和亲密朋友为代表的强关系，其传递的核心资源是权力或人情。强关系及其中蕴含的影响力才是再分配经济中地位获得的关键。
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通过对职业流动中“信息网”、“人情网”、以及“双重资源网”的区分和测量，边燕杰指出：截止２０世纪初，关系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显著增长，通过社会网络资配置劳动力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方式。同时，随着社会资本对于下岗工人再就业、对于农民工获得高声望与高收入的职业，对于私营企业家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干部获得更高职业地位，对于大学毕业生获得更高职业地位、进入体制内单位的积极影响被证实，林南的下述总结得到了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支持，即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两个方面增加了获得较好地位的机会。不仅作用空间广泛，而且影响方向基本为正，这是目前社会资本与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的基本结论。
因为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资源）与其所处的阶层位置密切相关，社会资本作用空间的扩展及其对社会地位的正向影响似乎表明了地位获得的封闭性。
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因素的关注呈现了中国人地位获得的细节，但却没能对地位获得的矛盾性趋势给出解释与回应，而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强和社会资本作用空间的拓展从另一面印证了这种矛盾性。
３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机制概括与分割性探讨
在西方学术界，对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曾是布劳－邓肯模型完善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人的地位获得研究中，除了从个体主义视角分析地位获得的开放性，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概括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及其与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关系、分析分割性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也构成了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３．１ 中国人地位获得的机制
如何从理论上概括中国人地位获得的机制，以及这些地位机制与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关系，这是结构视角研究地位获得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在市场转型论及其引发的争论中，隐含着对两种地位获得机制——再分配权力和市场交换的概括，但这种概括主要是基于正式制度层面的。张宛丽对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机制的概括关注到非制度层面，她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的地位获得被分置于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中运作，分别反映了两种形态的地位获得机制，即制度安排机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非制度安排机制（社会关系网络）；其中，非制度因素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的地位获得中具有独特功能，而制度－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在于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留下潜在或明显的空间。综合来看，再分配（权力）、市场和关系可以视为中国人地位获得的三种途径，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机制：制度机制与非制度机制。
改革生成了中国人社会地位获得的新机制。在市场转型论者看来，市场机制的引入是地位获得开放性的前提条件，因为市场主体在绩效原则下会更加看重“你能干什么？”而非“你是谁？”于是，在市场转型论者看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是持续的开放过程。但李路路认为市场机制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与再分配体制相联系的政治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虽然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特征却依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的“中介”。因此，正式机制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换是否一定导致代际社会流动的开放性目前仍无定论。
由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非制度机制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社会资本和地位获的关系基本一致性，因此，社会关系也被视为家庭地位传承的主要机制。对于市场为何能够容纳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非制度机制，边燕杰的解释是，体制洞（即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断裂）的存在为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但也有研究结果可以视为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的质疑，比如：根据社会资本与正式机制的结合方式（或者是制度机制为社会关系发挥作用留下的空间形式），吴愈晓将职业获得方式分为“正式”、“关系＋正式”、“关系”三类，并运用于地位获得研究，结果发现：通过“正式＋关系”渠道获得的初职是上层的；完全通过关系处于下层；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则处于中间阶层。这说明，社会关系与高社会地位的关系并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依赖于其发挥作用的形式——是单独发挥作用还是（与正式方式一起）复合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