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探索及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共同富裕，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们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条以计划替代市场、以生产关系变革替代生产力发展、以平均主义替代共同富裕的简单、直接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路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以计划替代市场的直接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和资源的大量浪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指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即便在社会制度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同时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经验也表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借助市场，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走一条迂回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进行孤立，经济上进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致使我国很难建立开放性、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和融入世界经济。此外在“左”倾思想和“斯大林模式”的直接影响下，我国完全抛弃了市场，逐步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以生产关系变革替代生产力发展的简单手段。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生产力发展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时，才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变革生产关系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变革后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底子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极端不平衡，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层次性、差异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层次性、多样性，决定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在落后的中西部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从而顺利地实现向公有制更为全面、广泛地转变。然而我国出于当时国家安全的压力和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总的来说是成功的、适时的，它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出现诸如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经济，试图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发展生产力等问题。 
　　第三，以平均主义替代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共同富裕”也是毛泽东终生的奋斗目标。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不搞资本主义，就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的痛苦道路，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分配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提出只有首先解决“均”的问题，才能解决“富”的问题的思想。但由于操之过急，毛泽东的“均中求富”变成了绝对平均主义，中国人民的生活走向了低效率和共同贫困的困境。据统计，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195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为80元，直到1978年也只有184元[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从国内情况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实施不仅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反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缓慢，停滞不前，在“文革”结束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际环境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而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出现趋同，反而越拉越大，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迫切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仅仅靠计划是行不通的，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的影响下和改革实践的呼唤中，我国逐渐从资社对立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最终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单一所有制经济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使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判断一种所有制经济形式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不应该只是抽象地从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出发，从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言语出发，而是切实地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我国层次性、差异性、不平衡性的生产力状况决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与之相适应，并且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需要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基于此，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外还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等。第三，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式的提出。改革开放以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之上的低效率和共同贫困证实在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城乡之间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中国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此后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