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中产阶级价值观
叙述视角体现的意识形态眼光“指的是文本中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价值或信仰体系”{8}，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意识形态建构和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就是叙事者的文化归属感。这里就涉及到作者“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饶芃子教授所论述的：“文化身份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已被广泛使用。‘身份’不等于特性、特征，但特性、特征、特点都是身份的表现。我们所说的‘身份’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它包括五种主要成分，（1）价值观念；（2）语言；（3）家庭体制；（4）生活方式；（5）精神世界。”并精辟地指出：“‘身份’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中，是与对主体的理论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结构主义极力鼓吹主体的打碎或消解，但实际上人类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那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9}无疑，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创作群体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她们的创作必然带有浓厚的身份意识，既有其阶级属性，又打上性别身份的印记。这里本人无意重复学界诸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叛逆精神的论述，相反，从她们及其作品中的苑囿于时代流俗的角度进行解读，或许能够切近其心灵与表达的某些“真相”。
不妨考察一下文本中简·爱对“贫穷”问题的态度。小简·爱态度鲜明地表示：“对于辛勤劳动、受人尊敬的贫穷，他们不大能理解；他们把贫穷这个字眼儿只跟破破烂烂的衣服、不够吃的食物、没生火的炉子、粗暴的态度和卑劣的习性联系在一块儿。在我看来，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10}内心里她认为贫穷就是屈辱的同义语。离开桑菲尔德的简宁愿死在小山上、荒野里，也不愿死在街上或来往人多的大路上，“让乌鸦和渡鸦——如果这一带有渡鸦的话——把我的肉从骨头上啄去，这要比装在济贫院的棺材里，在乞丐的义冢里腐烂好得多。”{11}有人将简·爱对贫穷的认识与看法，看成是阶级偏见，甚至是鄙视下层人民的表现，显然是脱离了历史地评判作家的话语语境的粗暴做法。上文才提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念中就有一条“穷人受穷，是他奋斗不力”。可见，夏洛蒂是认同了这一价值观的，与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歧视与否根本不相关。所以在《简·爱》的后半部分，圣·约翰家的女仆汉娜拒绝收留出走的穷愁潦倒的简，简又说道：“世界上有一些最好的人，像我一样一无所有；要是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不应该认为贫穷是一个罪过。”{12}以基督教仁爱精神提醒汉娜应该平等待人，特别是应该帮助那些境遇比自己差的人，这显然也符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考察语言自身，会发现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贫穷不是罪过”，存在一种“受人尊敬的贫穷”。然而，依据“情感结构”这一理论术语或可化解其中的矛盾。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固然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想观念形态，现实却也存在诸多变数，奋斗会有成功，但奋斗不一定必然导致成功，化解这一矛盾的手段便是在文学文本中利用我们熟知的“飞来横财”，解决主人公的无财无地位的尴尬，满足中产阶级那一套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本人过去一直认同简·爱的爱情宣言是其反叛意识的强烈而集中的体现。在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从总体上说固然不错，但在进一步的细节考察中，居然有很值得“怀疑”的地方：“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13}这该如何解释呢？“美貌”与“财富”都是外在的东西，简·爱本人并没有因为财富和外在的条件才离不开罗切斯特，那么，她为什么以为外在的财富与美貌是吸引罗切斯特先生的法宝呢？《教师》中同样一贫如洗的教书先生克利姆斯沃思也曾因为贫穷而“只觉得一阵剧痛穿心，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痛苦，一种因自己地位之低下、金钱之匮乏而感到耻辱的痛苦；伴随着这痛苦，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多做事、多挣钱、出人头地、发财致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