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明确疾病的类别，不同医者构造出了不同的“层级结构”。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首先将疾病划分为“伤寒”与“杂病”两大类。“伤寒”一大类疾病被划分出六个类别，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与厥阴病。六个类别当中存在着各类方证，在某些方证之下，疾病继续被细分为若干类别，见图1。隋代巢元方著《诸病原候论》按照内科、五官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顺序编撰，可视作疾病的一级分类。在妇科疾病之下包括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与产后病五类，是疾病的二级分类。在难产病诸候之下，包括产难、横产、逆产、产子上逼心等七类，是疾病的三级分类。张伯礼等著《中医内科学》在考虑历代疾病分类方式的得失后参考现代医学，构建了内科疾病类别的层级结构[16]，见图2。
前文已指出，疾病分类反映了医者对疾病的认识。从疾病分类的层级结构可获知，医者在认识疾病的过程须将疾病从较大的类别当中归入较小的类别。在逻辑学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反比关系：概念的外延越小，其内涵越多。概念的外延就是该概念所指的某个对象或某些对象的类或集合[17]。因此，小类概念的内涵与大类相比更为丰富。医者将疾病归入一个较小的类别，其目的在于获取与疾病相关的更多信息。医者对疾病的了解愈细致，则相应治法的针对性越高，疗效越佳。然而，在可观察的范围内，处方的疗效不可能无限地提高。因此，信息量与疗效并不呈正比关系，医者所需要的信息量总是有限的。疾病分类的层级结构在往下细分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不可再分”的“终点”，表示医者认为处方疗效已经达到最大化。从中可得知，医者并不需要寻求一种极端的“个性化治疗”。若追求彻底的个性化，医者需要关注患者与其疾病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将患者的疾病归入一个专属于其当前状况的类别当中。然而，医者并无足够的精力去关注所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对医者而言，患者身上的某些信息总是更为重要，次要信息并不会对疾病的归类产生过多影响。因此，“个性化治疗”的程度总是有限的，如廖育群[18]指出：“中医学认为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病……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量的差异。所以中医才能总结出一些基本的治疗原则和久试不爽的固定方剂，也才能不断生产‘成药’。”
3中医学之“辨证论治”实际上是“辨类论治”
《中医基础理论》指出：“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4]8前文已表明，医者在临床中认识疾病的过程是疾病分类的过程。因此，辨证论治实际上是对疾病进行分类治疗。然而，中医界素来强调“治病求本”，传统观点更倾向于从“本质”的角度阐述辨证论治的定义，如《中医基础理论》同时指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4]8实际上，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属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19]的中医学用于描述疾病本质的自然哲学概念诸如气、阴阳、五行、六淫等并非能够被观察的对象，王正山等著《中医阴阳新论》指出：“‘抽象阴阳’所指无定在，不是可观测量。”[20]杨进著《温病学理论与实践》亦指出：“由于六淫病因与客观存在的致病因素不能简单地对等，具有较大的游移性和模糊性，造成难以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证实或证伪。”[21]由于无法被观察与证实，用于描述疾病本质的中医学概念无法被认为是疾病现象的内在机制的真实反映。然而，在治疗手段取得疗效之后，医者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其治法针对了疾病的本质，对疾病本质进行猜测性的描述属于情理之中，其意义在于把治法所能发挥疗效的病情进行概括。因此，用于描述疾病本质的中医学概念不反映真实机制，却具有分类疾病的作用，代表着某类疾病的诊治规律。如清代王清任创“血府逐瘀汤”，用于治疗“胸中血府血瘀”。王氏在建立“血府”概念之时，凭借的是其对人与动物尸体的粗略观察，因此错误地认为“隔膜以上，满腔皆血，故名血府”[22]。然而，错误的认识并不影响血府逐瘀汤疗效的发挥。“胸中血府血瘀”的概念虽然不反映疾病的真实机制，但是其代表着一类能够使用血府逐瘀汤进行治疗的疾病，具有诊断与治疗的意义。再如中医学有“春温”一病，中医界内部对其发病机理的认识并不统一[23]，或责之为冬寒内伏，精气不藏；或认为主因是温热病邪。有关争论表明春温并非可观测的对象。然而，“春温”作为一类疾病，具有特定的演变规律与治法，因而“春温”概念具有临床意义。中医学概念具有疾病分类的作用，代表着疾病的诊治规律，而现代医学尚未能充分认识中医学所辨疾病的内在机制，中医学的疾病分类方式能够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系统之中[24]。由于中医学概念不反映疾病的真实内在机制而仅具有对某一类疾病进行概括的作用，中医学之“辨证论治”实际上是“辨类论治”。
4中医学“辨类论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所辨的疾病类别之上
从“辨类论治”的角度看待“辨证论治”，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都是相同的，王辰等著《内科学》对窦性心律失常的分类[25]见图3。钱铭怡著《变态心理学》亦指出：“生物医学中对疾病的分类学研究，其目的是把种类繁多的不同疾病按各自的特点和从属关系，划分为病类、病种和病型，并归成系统，为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和临床研究提供参照依据。”[26]中医学与现代医学“辨类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所辨的疾病类别之上。由于理论背景的不同，中医学所关注的生命现象与现代医学明显有异，在中医学中具有诊断意义的现象，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下未必具有同样的价值。如“黄疸”在中医学中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在阴阳的框架下，根据患者整体状态的太过与不足，可将黄疸分为“阳黄”与“阴黄”。然而，黄疸在现代医学中仅为一个症状，根据其发生的原因可分为溶血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胆汁淤积性黄疸与先天性非溶血性黄疸。换言之，“阴阳”的框架在现代医学中不具有诊断意义。中医学独特的理论背景创造出了独特的疾病分类方式，成为中医学“辨类论治”的特点所在。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所辨的疾病类别尚有一显著差异：现代医学普遍需要依赖于临床表现与病史以外的信息(如实验室诊断、放射诊断)对疾病的类别进行诊断，中医学则不必。前文已指出，中医学用于描述疾病本质的概念并不可被观察。中医学之“本质”必须依赖于可被观察的临床表现与病史而存在，实际上充当了某类疾病诊治规律的概括。因此，中医学绝大多数疾病的类别是根据临床表现与病史而确立，如《中医诊断学》中“肾阳虚”的临床表现为“腰膝酸软而痛，畏寒肢冷，尤以下肢为甚，头目眩晕，精神萎靡，面色晄白或黧黑。舌淡胖苔白，脉弱”[27]，病史为“素体阳虚或年高肾亏，或久病伤肾，以及房劳过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