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5)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  本模式的弊端  （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腐败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  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  政治上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  社会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