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国债规模限度风险研究(5)

　　我国国债依存度严重超标。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从1994年起连续超过50％，1998年更高达71.1％。我国国债的还本付息负担日益沉重，　“九五”中后期，国债的平均还本付息规模每年约2000多亿元。其中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为1311亿元、1918亿元和2348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经常性支出+建设性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的比重已经高达20％以上。而且“十五”期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增债以来所增发的国债陆续到期，国债的还本付息支出额将进一步扩大，平均每年约高达3000—4000亿元，这反映了日益扩大的已发债的还本付息额对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的要求和制约。
　　但是，应该看到，仅从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发的国债规模看，则尚有相当的时间和空间潜力。其理由有四：一是积极财政政策每年增发国债规模在1000亿元至1500亿元之间，仅是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4万亿元左右的一个零头或尾数，即使加上银行等额的配套资金，也没有改变事情的基本状况。二是我国增发国债与GDP的比例很低。
　　美国早在1993年的国债规模高达3247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1.6％，即生产的每一美元的42美分就要被用来清偿债务，加上1993年国债利息支出1990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支出的14％。美国国债利息支出从1965年至1993年，上升了2.5倍而政府支出总共也只上升了1.3倍（罗森。1995）。即使发债占GDP最低时的1975年，也占GDP的26.8％，　当时凯恩斯的“功能财政”信条都已瓦解，但国债仍是维系美国经济的重要理财工具。据有关统计材料表明美国自1926年迄今已有75年发债的长盛不衰历史。至于近十年日本经济衰退中国债规模占GDP匕重已高达130％。这是应予另当别论的。应该说，美国国债品种和期限结构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如美国把初始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债券称国库券，把初始期限小于10年的债券称公债，把初始期限在10年以上称国债。又如1998年9月，美国财政部发行了一种新型储蓄债券，面值从50美元至30000美元，这种新型债券是具有与通胀调整相结合的复合利率债券，其特点对债券持有人有保护购买力并能赚取有保证的真实回报率设计的，具有安全性、拥有税收优惠（投资者获得的收入）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得税、购买6个月后即可变现具有流动性等等。这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高达8万亿元以上，增发国债显然有很大空间潜力。三是评估一国政府发债规模限度，　“必须考虑所有的资产和负债，联邦政府不仅具有大量的金融负债，而且也拥有巨大的有形资产”　（哈维。罗森，1995）。我国的有形资产，除了有8—9万亿元的国企的国有资产外，还有数倍于其他国有资产的国有土地资产，其总量为25万亿元左右。至于黄金和矿产权，仅黄金我国储备就估计在2300吨至4265吨。（《中国将逐步放开黄金市场》《参考消息》，2001年10月7日）四还有通胀影响。政府的未清偿债务会受到未来通胀影响而减少政府债务的实值。（哈维。罗森，1995）一旦我国走出通缩的阴影，如有3％的通胀，对有1万多亿的国债余额就是300余亿元。这是同任何传统性税收一样的政府收入。
　　然而，考察一国政府国债发行的规模限度的风险，首先最根本的是要视运用国债的回收和效益。即“结果取决于项目的生产率，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项目会给后代带来利益，通过举债将负担转嫁给下一代就是合适的。这种成本由后代来负担是恰当的，因为他们享受了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即受益原则。”（哈维。罗森，1995）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从增发国债规模尚有相当的时间和空间潜力，但我们国债投资效益低下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其风险是不小的。
　　其次，要考虑勒纳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强调的债务由后代负担的程度。尽管增发国债的债务负担可以在各代之间进行转移，但会给后代造成一种实际负担。“代际公平”只有在假设由于技术进步，后代将比我们更为富有，才有真正代际公平价值。国债投资的科技贡献力将是决定性的，对此，其中蕴含的风险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