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问题研究(3)

（一）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已经能够满足需求，绝大多数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全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由总量矛盾为主转向以结构矛盾为主。在农业增长面临日益强化的市场约束形势下，农产品总量扩张已经不能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对多样化、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低质农产品市场日益萎缩，由过去靠增加产量增加农民收入逐渐转变为靠提高质量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现阶段农产品供求结构矛盾突出、市场需求约束力增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农外产业发展速度放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农外就业是农民进入买方市场后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农民农外就业空间大为压缩：一方面城市下岗职工增加，许多原为农村劳动力占据的就业岗位逐渐为下岗职工代替，一些大中城市还清退了农民工。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困难，农产品加工业落后，农产品运销体系建设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市场化的要求，农民受益的产业链条太短。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家庭经营规模狭小，劳动生产率低，农民只靠从事农业生产和出售初级产品是很难富起来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构建和完善发达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包装、销售网络体系，着力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的有效手段。我国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空间没有随着农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地拓展。此外，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农村市场化、工业化推进的同时，农村的城镇化应当及时跟进，以使劳动力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至少落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6－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又反过来阻碍了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村产业在其结构转换过程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制约着农业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和持续快速地增加农民收入。
（三）个别地区农民负担仍在高位运行，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税收、集体积累及一些乡村的公共开支支出由农村集体组织转移到农户。从近几年来看，尤其是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和农民负担的高位运行形成的反差，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款，明确规定要将农民承担的绝对额控制在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但“三乱”现象屡见不鲜，税费双重压力大，农民的政策性成本增多，农民负担仍然偏重。但就我省的目前情况看，自2002年底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以来，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降低了投入成本，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四）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明显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现阶段，农业科技含量低，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从宏观政策面上分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强调重视农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和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导致农业资源过度  流失及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这已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有数据为证，40多年来，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总共为4383.9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4％，特别是最近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如剔除水利费用、气象费用，财政支农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而且还在下降，已降到了1％－2％②。可见，国家宏观收入的分配政策偏差，也对农民增收减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