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保持高压态势，严查彻办大案要案，腐败蔓延泛滥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反腐败为什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大家知道，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有腐败问题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
如广东湛江、厦门远华腐败案和辽宁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
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是个普遍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并不例外。如震动中外的三个腐败大“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程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一些特征：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有成效的。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使腐败现象蔓延泛滥的势头得到控制，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3、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种错误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腐败则会影响经济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损害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打击走私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定程度上是托了打击走私的“福”。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