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福利国家的兴起，与这些国家普遍推行的民主普选制密不可分。公民的投票影响、左右了参加竞选的各政治党派和候选人的政治态度和策略，而需要社会提供帮助的人群总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尽管他们需要社会帮助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任何参加竞选的党派都不能忽视这些群体手中的选票，当然也就不能忽视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这么说，正是普选制导致了国家政策法律对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总而言之，现代国家有义务、有职责维护社会的安定。这就需要国家进行社会干预，通过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履行国家的这种责任，从而使国家被社会各阶层所共同认可，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各阶层的共同认可。这里，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延缓、减弱了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阶级斗争的爆发。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就避免了暴力阶级斗争的大规模爆发，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相对平稳发展的基础因素。而前苏联的沙皇及其统治集团、旧中国的蒋介石集团，无意建设福利国家缓和阶级矛盾，直接导致了暴力革命的大规模爆发。
八、建设和谐福利社会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阶层对社会需求、期望的不同，要求社会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求同存异，最大限度的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平衡、整合各阶层的利益，使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从而使社会趋于稳定发展，避免大规模的暴力阶级斗争。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安定对每个阶层的成员来说都是重要的。
每个阶层因其对社会的期望的不同，对社会公正、正义的理解和要求也就不同。对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对公正与正义的企求集中在机会公正，期望社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公正的平等竞争的机会；对于年老体弱、病残、低文化、低技能的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来说，则更希望社会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失业救济、必须的生活保障、住房帮助、免费教育等社会福利；对发展型劳动者来说，对社会保障和机会公正的要求兼而有之，他们一方面渴求发展机会的公平，一方面因自身财产的有限而期望社会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对于贫困型劳动者阶层，救济、补救式的社会福利保障是必不可少的，理性、人道的多元化社会应当为他们提供必需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对于温饱型劳动者阶层，这种补救式的社会保障可以使他们免于陷入贫困型之中。
公正与正义，从内容上讲，包含二方面的含义，一是机会公正，二是结果公正。同时，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横向比较的意义。对整个劳动者阶层，尤其是中、青年劳动者，教育——包括正规的大学教育和各种应用技术的培训更新，是劳动者阶级改变生存状况和向上流动的一个有效途径。教育投入，这种在英国被称为积极福利政策的福利制度，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方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更新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使他们更易于找到合适的工作，摆脱贫困状况走向向上发展之路。这种积极福利政策是追求社会机会公正的具体体现。试想，一个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年如何与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进行竞争？尽管在考取大学时对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相同的，但他们之间的竞争显然没有真正的机会公正，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教育环境差距太大，他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机会公正，是社会各阶层均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因此，一个理性的多元化社会应当尽可能的利用这种共同的价值目标而实现事实上的机会公正。
同时结果公正也是十分重要的。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横向比较的意义。从补救式福利保障来说，救济的标准和水平应当达到当代人所应有的必需具备的基本生活水平。从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来说，结果公正则无疑具有横向比较的意义。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标是分配比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而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4年为12%，2005年下降到11％，⒀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⒁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⒂远远低于瑞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⒃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⒄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的低工资、高积累和对工人的包福利（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农民被排斥在外），那么现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学费等都要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并且目前在一些经济领域里国家推行私有制，国退民进，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低工资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如果说在公有制时代里，低工资导致高积累，高积累起来的财富属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现在的高积累，对股份制等形式的私有制来说，高积累是把职工在公正条件下应当得到的工资收入积累到了投资人手中。这种结果的不公正是导致劳动者阶层贫困化的首要原因，同时，也加重了国家进行福利支出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