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研究
财经研究2008年第11期
!政绩?:经济持续高增长、综合国力增强、全国及其各个地区都得到发展,包括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当然,这实际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产业?。前面说过,政府的优惠政策遍及各个产业,但是,并不!平均?,而且是相当!不平均?。给农业的优惠政策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给出的仅限于率先放开价格之类,而不是降低农产品成本的优惠政策,给出者为中央政府,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并未在农业形成围绕优惠政策的垄断竞争。因此,给农业优惠政策的时间(效应)相当短,充其量也只是延续了3、4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20多年间,优惠政策基本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加工业,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围绕这些优惠政策的垄断竞争相当激烈。给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主要在科技部门,更多地是在高等教育部门,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围绕这类优惠政策的垄断竞争同样相当激烈。当然房地产业也是受益者。因此,三次产业所得的优惠政策首先在第二产业、在工业,其次在第三产业;优惠政策与GDP增长速度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增长速度最快,第一产业(农业)最慢,第三产业次之。
所谓优惠政策,无非是把资源转移给被优惠者。因此,优惠政策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不均或严重不均,即农业所得最少、时间最短、政策种类最少,第二产所得最多、时间最长、政策种类齐全,第三产业次之,这意味着社会资源从农业流出最多,向第二产业流入最多,第三产业次之。各级政府低价乃至零价格优惠给投资者的土地来自农业以致耕地迅速趋减。各级政府低价乃至零价格优惠给投资者的排污权,以及有组织地从农村组织强壮劳动力流出,并且几乎是缺乏任何社会保障地流出,同样伤害农业而惠于其他产业,特别有惠于工业。因此,高社会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是农业(农村)。低产品成本的主要受惠者是第二产业、工业与第三产业(城市)。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似乎未受优惠,并且还是政府优惠政策的受损者,高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因为高投资率所含的高投入资金来自银行。然而,银行并未成为真实承担者,因为有政府财政!埋单?。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透露,政府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埋单?总共花费5万亿元之巨!近两、三年,政府试图给农业以某种!补偿?:如减免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然而,与从农业流出的资源损失相比,短期内尚属!杯水车薪?。因此,农业是高社会成本的基本承担者,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又以工业为主)则是低产品成本的受益者。
第四,!企业?。企业的状况与产业的状况基本相似。但是,如果稍微仔细分析,从内外资企业看,外资企业受益于低产品成本要多于内资企业,各级地方政府更多地青睐外资企业,也给外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如受益最多的所谓外向型的出口有一半以上来自外资;从企业规模看,大企业、特别是外资大企业更加受到各级政府的青睐,也得到更优惠的政策;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看,国有企业更多地受到政府关照,也得到更优惠的政策,因为现有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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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忠英、汤玉刚:当代中国经济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研究
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大都是大型企业,又大都是垄断企业,并且大都直属于中央政府领导,受到政府保护;尽管政府发布36条保护并且促进非公经济,但是,非公企业所得优惠依然较差,并且还要交纳种种!贡赋?(来自政府的种种检查及其或明或暗的收费)。个体户以及农民(家庭承包者)的优惠所得最差。
第五,!个人?。如前所述,所有个人都参与经济活动,都成为经济人。经济人的成本较低化(乃至最低化)与收益较高化(乃至最高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自主创新;一条是将外部资源转给自己,亦即将自己的成本转给社会。市场机制硬约束经济人走第一条路径。非市场机制或是人为地干预市场机制、破坏市场机制会软化乃至几乎没有经济约束地推动经济人走第二条路径(这也是!捷径?)。当代中国先实行计划经济,后引进市场与市场机制,但是,作为基本要素资源的土地、资金至今仍然为政府掌控,因而,政府得以强力干预市场机制以致有损市场机制,把土地、资金等等为自己所掌控的种种资源低于市场价格乃至零价格地!优惠?出去。从而驱动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人放弃第一条路径而走第二条路径(所谓!捷径?)。其中,最具备走这条捷径的经济人就是政府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作为政府的代表者,掌控并不为他人所有的种种要素资源,如几乎全部的土地、资金以及劳动力资源等等。政府官员配置这些社会(公共)资源又不受任何经济硬约束。政府的目标也就是政府官员的目标只是!发展?=只是GDP增长=只是招商引资。所以,政府官员的行为竟然竞相以低价、再低价乃至零价格地把社会(公共)资源!优惠?配置出去。政府官员得到的收益是:!薪金,职务的特权,公众中的声誉(在当代中国更有改革家的名号),权力,庇护人身份,部门(在当代中国更包括各个地区)的产出,作出改革的自由自在感和管理该部门(在当代中国更包括各个地区)的自豪感?。此外,政府官员还由此得到!升迁?。政府官员的配置权还意味着!租金?以及非政府人的!寻租?引来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收益。当代中国,政府及其相关的政府官员掌控的是巨量资源的配置权,更意味着巨量!租金?,也意味着存在更为普遍的非政府人的!寻租?及其政府官员的更高收益。因此,政府及其政府官员不仅创设了第二条路径,而且政府人也成了第二条路径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投入的成本趋于最小化(只是投入!时间?),所得收益则趋于最大化。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与政府人相似;而高层管理人员又与政府官员相似,因为,这些人员本来就是政府官员,并且,又可能重新成为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投入全部来自社会公共资源,而不是来自高层管理人员,所以这些高层管理人员投入的成本也趋于最小化(也只投入!时间?),所得收益也趋于最大化。
外资企业或!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不仅投入时间(劳动),而且投入自己的资本(金)、技术等,尽管他们受益于由!优惠?政策而获得的低产品成本,但是,他们的所得收益显然不如前两类个人。私营业主等尽管也受益于某些!优惠?政策,但是!优惠?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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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成本并不趋于最低化、收益也不趋于最高化,而是远远低于前三类个人。 个体户等受益则更低。
而农民(农民工)等则是高社会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土地资源被地方政府低价、超低价收购,生活于环境污染重地等等。因而,农民(农民工)的收入为社会最低。此外,城市失业、半失业者的状况与农民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