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关于“超大型”国家的概念可参阅《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第246页。
牛军著作
其次，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制约中美合作、甚至有可能将中美导向对抗的深层原因，是彼此对对方战略意图持有深刻的疑虑，而且中美各自国内对对方的不信任明显增高，只不过程度和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从中国方面来说，对美国的疑虑的确是长期存在的，所谓“疑虑”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对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深感忧虑。5无须否认这种疑虑产生于多方面的原因，不过总的看来主要还是对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务）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反应。同样，中国公众中的反美情绪总的说来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社会根基。
美国方面的情况则严重得多。美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议论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疑虑，即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继续，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感到担忧，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这种疑虑反映在行为上，则表现为针对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戒备和防范措施。例如美国一面鼓励或怂恿它在欧洲或亚洲的盟友加强军备，一面却对中国增加部署每一枚导弹神经过敏。这很难说是正常的心态。
美国的非正常心态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中包括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优势地位带来的傲慢、种族上潜在的排他意识、与非西方大国正常交往的经验的欠缺、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大国崛起的基本态度和思考，使他们难以合理地对待中国的一些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6而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是类似中美这样的大国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显然，要消除美国的疑虑和防止这种疑虑演变成错误的政策，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苏联解体后，美国曾经视统一后的德国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日本为威胁。不过德日与美国的同盟纽带和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终于使美国化解了对它们的疑虑。在中美关系中不存在这类条件，双方只能在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能够稳定中美关系的框架。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摸索过程还是那种框架本身，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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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参阅牛军：《疑虑：评析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四期。 可参阅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三期。